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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羅大佑時代”來了                   【作者】翁嘉銘

羅大佑在情歌專輯錄音期間﹐為珍惜遠長的歌唱生命﹐決心戒掉煙癮﹐也希望歌聲的豐富色彩﹐不因年齡的增長而有所“斑駁”﹐他相信“身體是不會撒謊的”。
民國七十三年暫別台灣流行歌壇﹐四年後出版了《愛人同志》和《衣錦還鄉》電影音樂專輯﹐加上兩張情歌專輯、香港《皇後大道東》和台灣《原鄉》專輯﹐顯然使得他以往被貼粘的“抗議歌手”的標簽﹐已經逐漸剝落了。羅大佑面對這種改變所受到的評議倒很坦然﹐他說﹐他原來就只是一個歌者、一個音樂工作者。
羅大佑曾將從醫和作音樂一手抓﹐走了几年﹐才分出高下﹐他說﹕“我是習慣晚睡的人﹐朋友說我的眼睛要在夜晚十一點半以後才會發光。”便發現兩個行業差別愈來愈大﹐之後他所謂“不務正業”的那個行業﹕音樂﹐終於嬴了。但並不是他對“華佗”
的工作沒興趣﹐只是對音樂有更深的執著和愛。
羅大佑從寫第一首被公開發表的曲子“歌”以來﹐已經十五年了﹐這麼長的時間要保持音樂內的高度原創性﹐是非常不簡單的﹐至少可以看到他個人生命經驗的累積。從他的情歌專輯中﹐便可體會到他對情感世界的多重詮釋﹐以及他性格中另一層的浪漫情致。
在香港他有忙不完的曲務﹐但前一陣仍每天抽空為《東方日報》寫短欄﹐曾對中共和香港局勢提出不少意見﹐因此出情歌專輯並不表示他全躲進溫情窩裡﹐他說﹐一個誠懇創作者是不能脫離社會現實的。而面對台灣熟悉他反諷時局歌曲的人來說﹐情歌專輯則展現了他音樂風格的多面性﹐他說﹕“其實﹐我也有很溫柔的一面。”
在羅大佑譜寫了 <明天會更好> 之後﹐受到台灣知識分子很大的抨擊﹐被譏諷成國民黨宣傳的工具﹐儘管事實上羅大佑也是受害的對象﹐但隨他長住美國和香港後﹐他的歌迷似乎也漸漸淡忘了羅大佑的存在。
一九八八﹐台灣政經、社會、文化劇動最厲害的一年﹐除了台語民謠及台灣歌曲大量涌現之外﹐國語歌曲大都仍然沉溺情愛的老圈圈裡﹐雖然有几位年輕歌手自我標榜“媲美羅大佑”﹐然而﹐所謂的“羅大佑風格”只不過是商業的宣傳口號罷了﹐反倒教人喚起對羅大佑的懷念。這種懷念在羅大佑自費出版了《昨日遺書》後﹐更加擴大了漣漪﹐同時象徵 <未來的主人翁> <之乎者也> 的“羅大佑時代”的結束。
在《昨日遺書》的後記﹐羅大佑宣告了“過去的羅大佑之死”﹕“於是他走了。撒手也好﹐西歸而去﹐也對。總之是再也不會回來了﹐再也沒有人看得到他。........”但是﹐四個月之後羅大佑的新歌專輯出版了﹐光是唱片標題和主打歌 ----- 《愛人同志》﹐就夠震撼人﹐不僅衝出了新聞局審檢的底限﹐也重新塑起人們對羅大佑的記憶。
而這個記憶是無法用“老羅大佑”去填補的。“老羅大佑”的歌對社會生活﹐現實變遷及自我情感的反省、諷喻﹐敏銳而深遠﹐ <現象七十二變> <未來的主人翁> <盲聾> <之乎者也> 等等歌曲﹐今天唱來仍然針砭著目前的社會實況﹐同樣引人共鳴、慨嘆。如果我們還是要一個“抗議歌手”的羅大佑﹐那麼這樣的“羅大佑”已經在 <超級市民> 譜寫過後﹐結束了。
以“社會寫實”或“抗議歌手”的老標簽﹐去貼附今天的羅大佑﹐《愛人同志》專輯顯然會令你失望。不過﹐假使人們對歌曲藝術有更開闊的胸襟﹐了解到重復自己也是一種抄襲時﹐細聽《愛人同志》的 <遊戲規則> ﹐會給你會心的微笑﹐也就了解“後羅大佑時代”開始了。
誠如羅大佑自己說的“音樂象肉體一樣是不會撒謊的。”(《昨日遺書》)羅大佑具個人特色的音樂語言﹐在《愛人同志》專輯中依然鮮明﹐同樣將易懂的白話歌詞﹐煥發出豐富的想像空間和意念延伸;或許是常住香港的城市體驗吧﹐《愛人同志》中已見不到抗議式的“台灣性格”﹐而以更廣遠的視野看待人類(特別是黃色人種﹐台灣、香港、大陸﹐甚至是印第安人)﹐以及反映他所經驗的城市生活﹐<遊戲規則><京城夜>便是不同的典型。
要看“後羅大佑時代”的面貌﹐就必須先拋掉“老羅大佑時期”的意識形態﹐剝掉他人過去為羅大佑附加的“正義大使”的外衣﹐而落實到一個有一點商業、懂得內省與提煉生活感受的人間歌手上。《愛人同志》只是“後羅大佑時代”的開始﹐這位“MADE IN TAIWAN”的“孫悟空”到底還有多少變﹖就讓我們等著聽吧! 他在 <明天的太陽>   中唱說﹕“更高的視野需要一點堅持”、“更寬的胸懷需要一點忍耐”﹐我們對他也應該有同樣的期許和信心。
“羅大佑”三個字﹐在台灣流行歌曲界絕對不光僅代表一個歌手姓名而已﹐更含帶一種音樂、歌曲藝術質地的高標竿;且由於過往歌中對現實社會的深刻顯映﹐“羅大佑”這個符號被戴上諸如“音樂良心”、“抗議歌手”等等崇高光環。
但自從羅大佑出版了《愛人同志》、《閃亮的日子》、《告別的年代》情歌專輯﹐敏覺的歌迷、歌手和評論者幾乎都在心底響出一個共同的聲音﹕“羅大佑變了! ”造型上不僅放棄墨鏡、黑衫的傳統形相﹐造型海報竟然扮起廿種身分﹐雖具創意﹐但說穿了也只不過是促銷“噱頭”罷了。
在歌曲創作上﹐趨附流俗大量應用電子合成器編曲﹐詞義不再批判、不再抗議﹐而且翻唱起自己的老情歌、新情歌來。對於將羅大佑的反體制、批判性格視為流行歌手理想典型的人來說﹐羅大佑這幾年的轉變﹐很輕易可以察覺到上述的負面效應。
但這些負面效應卻又同時具有辯證性﹐對另一部份人來說﹐羅大佑改變也可以說是擺脫知識分子的超俗假象﹐重返人間的平實性;而風格的轉變也是一個有藝術自覺的歌手﹐十五年來不斷向自己的模式挑戰﹐摸索歌曲新境的結果﹐一個優秀的創作者若僅有一種單一的格調;且不斷抄襲自己、重復自己﹐反倒顯露他的貧薄。
這種正、負評價的辯證﹐其實正反映了羅大佑創作能量豐富多元。然而﹐“老羅”與“新羅”之間最大的差異焦點﹐在於“羅大佑”這個符號﹐在這個商品化泛濫的社會中﹐愈來愈濃烈的商品性格。“新羅”在商業體制的氛圍難脫被再制造和再包裝的命運時﹐如何堅執高度的創作自覺與誠懇面對創作﹐是九十年“新羅”與有志歌者所應
該思省再三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