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97年3月4日晚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講演﹐容納
600人的禮堂被擠得水泄不通﹐更多的人只好在舞廳看現場錄像轉播。這是筆者來美
後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盛況(在領取座位票時就奇怪排這麼長的隊伍)﹐正如筆者從一
篇介紹這位當代語言學大師､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時讀到的那樣﹕這是當代耶穌
在講道。
喬姆斯基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帝國主義性質的批判主要反映在他的《防範民主》
(Deterring Democracy, 1991年初版､1996年第8版)一書中。喬姆斯基強調﹕美國
一方面成為國際政治中唯一不受挑戰的超級強權､同時其經濟實力卻不斷下降(不得
不更多地依賴日本和德國)﹐這個政治(軍事)､經濟的不平衡關係迫使美國在全權範
圍內更露骨地謀求國家利益。這就是美國的世界“新秩序”(佈什語)的特征。
蘇聯在五十年代後期(首先發射人造衛星)達到頂峰後開始衰退﹐並不具有與美國爭
霸世界的能力。六十年代的“古巴危機”以及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政策就是求
和的表現。進入七十年代以後﹐蘇聯社會內部的經濟停滯､政治不滿更加深刻﹐而
美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統治地位牢固確立。這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冷戰”局勢。
越南戰爭以後﹐這個局勢開始解體﹐美國一方面在軍事上不必顧慮蘇聯的反應﹐同
時又必須迫使日本､德國從經濟上支持美國的行動。正如國防部副部長Lawrence Eagleburger
在國會聽政會上的發言﹐這是一種新的外交實踐﹕美國出動軍隊､別國付款。波斯
灣戰爭就是這種外交政策的實踐。喬姆斯基引用美國勞工部的報告說﹐美國教育系
統的進一步衰落使美國更加依賴本國的打手(“世界警察”)和跨國公司的外國技術人
才。
喬姆斯基對於美國的亞洲政策沒有詳細的評述﹐這主要是因為美國本身缺乏如其中
東､南美洲政策那樣一貫的政策﹐同時也因為在歐洲發生的“正-反-合”辯証邏輯
還沒有在亞洲發生。在歐美復興的以無政府主義為代表的新思潮尚沒有得到日本､
中國的回響(注*)。在亞洲﹐代之而起的是“市民主義”､“消費者保護運動”､
“新黨”政治等泡沫時尚。
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當以克林頓外交事務顧問､哈佛大學政府學教授亨庭頓(S.
Huntington)為代表。正如亨庭頓的同僚､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傅高義(E. Vogel)所
稱﹕坐在哈佛大學教授的交椅上﹐自然就會發生影響。而自負為“當代馬基亞維裡”
的亨庭頓在其成名之作《士兵與國家》(1956年)就開始關心“秩序問題”。他在此
書的結論是﹕“軍事價值正是美國最需要的價值”､“如果市民們鼓勵士兵們堅持
軍事規範﹐國家就會在此規範中塑造自身､獲得滿足與安全”。現在﹐冷戰結束了﹐
這位“冷戰政治學大師”本該退休了﹐但是亨庭頓卻為自己找到了新的使命﹕尋找
新的對峙構造以防止美國與其同盟國的“道德衰退､文化自虐､政治分離”﹐這就
是他的1996年新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再建》。
亨庭頓當然知道﹐所謂“文化分析”正是馬基亞維裡等經典政治分析鄙視的。亨庭
頓大概想從這一領域出發超越馬基亞維裡。遺憾的是﹐比較起相對容易定義的“自
由世界”､“民主國家”(即美日､西歐)﹐亨庭頓眼中的“文化西方”(以聚會在瑞
士Davos的“世界經濟論壇”的商人､銀行家､教授､官吏與記者為模型)卻不能構
成政治分析上的可用術語﹕日本是“文化西方”嗎﹖東亞的新興工業區域屬於哪方
呢﹖
作為與“文化西方”對峙的中國﹐其傳統文明程度不如日本､台灣､韓國﹐其正統
政治體制來自馬克思､列寧﹐目前正急劇地接受亞當.斯密的政策﹐怎麼可能與西方
發生“文明的衝突”呢﹖亨庭頓把伊斯蘭教列為另一個“文化西方”的對峙﹐但伊
斯蘭教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亞與西方發生過“文明的衝突”嗎﹖已經加入北約的土
耳其會與西方發生“文明的衝突”嗎﹖已經被定義為“恐怖分子”､“獨裁者”的
中東原教旨主義者和伊拉克的候賽因只能為美英等國的跨國公司的利潤帶來騷擾而
已。
亨庭頓還不至于把古巴也列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墨西哥過去作為“美洲反對美帝
國主義的領袖”沒有挑戰美國﹐現在它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作為“北美一員”
反而成為美國的直接“威脅”﹐克林頓不得不下令增強邊境警備､不得不拒絕簽署
廢除地雷公約。所謂“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有麥克唐納店的國家之間不
會發生戰爭”)實際上等於﹕膽敢挑戰“民主國家”(美國及其同盟)的都不是民主國
家。
除了亨庭頓的抽象“教導”外﹐作為美國傳道理念的民主主義如何具體地操作呢﹖
《推進九十年代的民主》(注**)簡要地介紹了美國政府與“民間社會”(協調､補充
政府政策的財團､學術與政治機構)推動民主的實踐。很顯然﹐冷戰時代美國所慣用
的直接(軍隊)､間接 (CIA) 干涉方式雖然仍然不得不保持﹐但局限性越來越明顯﹐
原來在“對抗共產主義”名義下實行的各種政策不能在民主主義的名義下推行了。
這迫使美國要支持､培養､鼓勵“非民主”國家的“民主運動”。例如﹐此書表1列
出1992-93年度一些機構用于“推動外國民主運動”花費掉的來自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款項﹐其中包括哥倫比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用于“印
制和傳播由中國學者寫作的關於制憲與法制的論作”等。從中多少可以理解為什么多
數曾經多多少少地代表過民眾呼聲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們不得不墮落為美國外
交政策工具的附庸的實際過程。為了爭奪美國政府的這一點施捨﹐這些持不同政見
者們競相在美國國會這樣的“神聖”場合出賣人格。
或許﹐相對於作為外交工具的美國民主主義﹐比較具有實質內容的美國國內民主主
義的政治成果可以為我們改善美國的經濟民主與外交民主提供一線希望。
(趙京1997年12月29日-98年1月3日初稿﹐1999年2月15日修訂)
-------------------------------------
注*﹕對於anarchism這個詞的翻譯也成問題。日語已經不用“無政府主義”的漢字
表示而改用片假名注音。喬姆斯基對此答復到﹕不必拘泥於形式﹐只要實踐正確﹐
誤解總會消除的。
注**﹕副標題是“表演者與手段､課題與職責”﹐Larry Diamond著､卡內基財團1995出
版﹐免費贈送。
(此文曾經發表在1997年4月《國際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