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井純一
日本經濟計劃廳於1998年12月3日發表了98年第3季度（7至9月）國民所得
統計簡報。日本的GDP（國民總產值）連續第4季度下降（-0.7%）；其中，民間住宅
投資降低6.2%，民間設備投資降低4.6%，按照保守方式統計的失業率超過4%，為戰
後最高，連僱傭勞動者名義上的收入也首次下降（-2.1%）。日本經濟計劃廳不斷往
低修正98年的GDP變動率，估計將達到-2%左右。同時伴隨著金融、投資與消費蕭條
的98年經濟比97年進一步惡化，成為戰後最深刻的危機年。
日本政府雖然設定了不能再低的「成長率」（+0.5%），但各界對99年的經
濟充滿了悲觀。IMF（國際貨幣基金會）12月21日發表的預測認為日本經濟將繼續下
降（-0.5%），三菱綜合研究所的高橋甚至預測99年比98年的危機更深化：「民間需
求量普遍收縮、公共投資根本不能刺激經濟，信用收縮無止境，將導致借款企業的
連鎖破產，對美輸出也低迷不振」。雖然日本政府已經對金融機構投入了超過年間
國稅收入的60兆日元資金，又發表了24兆日元的緊急對策以圖振興經濟，日本經濟
完全沒有復甦的兆頭。小淵首相的直屬諮詢機關「經濟戰略會議」成員，慶應大學教
授竹中甚至希望由「計算機2000年問題」引發恐慌，全日本各家庭為了貯備3個月的
食品瘋狂購物，帶來前所未有的需求，刺激日本經濟的復甦。
繼97年北海道拓殖銀行、山一證券的破產，98年長期信用銀行破產、日本
債務銀行也被置於「特別公共管理」（國有化）之下，日本銀行系統的機能陷入癱
瘓狀態。直到98年夏天為止，沒有認識到事態嚴重性的日本統治階層還以為可以如
過去那樣調整結構克服危機，積極歡迎倒閉、失業，好像以此可以帶來新的奇蹟。
連美國當局也害怕日本政府的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會引發世界性的危急。
西方7國財金首腦會議之後，日本政府又轉換政策，救濟為日本經濟帶來危機的金融
系統。在九月的臨時國會上，小淵自民黨政府在自由黨、公明黨、民主黨以及社會
民主黨的贊同下，一舉把原訂的30兆日元公共資金擴大一倍、「救濟」金融機構。
12月16日自民黨通過的《99年稅制改正大綱》，把所得稅最高額從50%降為37%、法
人稅實際稅率從46.36%降為37%，為富有階層、大企業等減少9萬3千億日元來刺激經
濟復甦；與此同時，對年收793萬日元以下的大多數民眾卻增加稅收。地方政府幾乎
都陷入破產狀況，入學費等各種公共費用普遍上漲，民眾生活將更加艱難。「經濟
戰略會議」12月23日的中期報告甚至建議在2003年開始擴大消費稅提高到10%（朝日
新聞12月20日報道）。
大藏省的99年預算方案也打出「積極動用財政資源恢復景氣」的旗號，比
98年預算增加5.4%。而稅收又將減少19.3%，所以只好增加發行國債到31萬5百億日
元，佔預算的37.9%。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單年度財政赤字已經達到GDP的9.2%，累積
赤字（600萬億日元）佔GDP的120%，遠遠超過歐美等國（單年度赤字2%以下），1991年
泡沫經濟破滅時的日本（累積赤字60%）的水準。
一橋大學教授中谷講得更露骨：「蕭條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日本的生產
率明顯停頓了下來，勞動力不能自由移動、停滯在不能盈利的單位。」「日本的企
業平等主義色彩太強，僱員吸附在企業上，代價太高，收益下降，使經營者們壓力
太大。」「失業率僅有4.3%，只不過是構造轉換的附隨現象。」「也有人認為失業
率上升表示日本經濟也在回升」（《東洋經濟》1998年12月19日）。日本的統治階
層在恐慌之下，更急不及待地犧牲勞動大眾的基本生活來「恢復景氣」。98年、日本
國會通過修訂了《勞動基本法》，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進一步遭到剝奪。在這樣的統
治階級的進攻之下，「連合」的工會官僚完全屈服、投降了。他們一味按照資方的
要求，要勞動者服從企業的擺怖，放棄防護自身生活與權利的鬥爭。勞動階級在經
濟危機條件下奪起鬥爭的政治條件越加困難起來，組織民眾抵抗陣線的工作更急迫
地擺在我們面前。
（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週刊1999年1月1日號。趙京1999年1月10日於
San Jose。）
[十月評論] 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