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看新马中港台文化转型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修补和重建工作，工程浩大，困难很多，但也因此特别让人神往和激动；　　台湾——整体文明程度和文化素养高于中国，但文化思维太情绪化，敏锐有余，大气不足；　　香港——文化商业化，缺少一种精神的整体身分，高层文化不能成为城市文化的制高点；　　新加坡——有一种很单纯的文化渴望，最根本问题是缺少创造力，较多以教育代替文化；　　马来西亚——华族文化在这里还处于延续和承传的基本层次，但在两种文化（华巫）的冲撞和国家快速发展下，将来还是有可能产生精彩的文化。　　21世纪的亚洲将远远超过本身在20世纪的身分，亚洲文明、文化也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形态。可是好多文化人未作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大家各做各的，思考不多，很难构成一种合力。　　●您近几年来除了走访中国各地，也先后到过台湾、香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请您以行脚者的观点，谈谈您对这些地区文化现象的看法与感触。　　○这些年，我始终研究中华文化圈的问题，这在21世纪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 中国中国大陆正进行文化修补与重建　　关于中国大陆，我过去讲了很多。由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经历严重的中断与撕裂，现在正进行大规模的修补与重建工作。　　这个工程很大，因而出现的问题也很多。以整体来看，这个工作气魄宏伟，因为人数多、资源也广阔，意义也较大。我愿意立足于中国大陆，来参与和观察中华文明中心部位的重新觉醒与整合的过程。　　因为艰难，所以也特别让人神往和激动，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感觉不到的。　　这种文化的宏伟气概与官方文化完全不同，这里指的是全民重视自己的教育，重视精神复苏，重新寻找道德的支撑点，以及思考如何建立财富与精神之间的关系等。每个人都在寻找与思考这些问题，于是一点一点的形成整合过程。　　一些不太了解情况的人，担忧中国近几年富裕之后，道德会否全面失落。当然这是善良的担忧，但可能情况不是这样。前提是当年中国进入灾难状态时，并非具有很好的道德；那时人们互相打斗，儿子可以不认父亲等，很多人付出痛苦的代价。当然，当时也有好事，像拾金不昧，但很多是带有很大的宣传意义的。　　现在当财富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累积起来，就出现过去未曾出现的问题。例如许多人的经济观念强化，有时还不择手段赚钱，还有好多黑暗的事情，这在贫困时期所没有的。但我们不能为了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而甘于贫困。　　像过去10年那样投机者贪婪地汲取财富的阶段也结束了，当一切运作逐渐走向正轨后，就出现许多优秀投资者，他们的素质也比较高，有的可能本来就是文化人。这样的人有了财富之后，就想做大量的好事，希望重建中国的文明结构。　　例如我的书《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一些民间企业家愿意投资拍成电视剧。拍这个没有什么回报，它也不是畅销的东西，这就是社会的一种文化良知。　　我还认识一名年青企业家，他是北京大学的东方哲学博士，名叫刘波。这个有文化的企业家，花很多钱把中国古代优秀古典作品重新标点印刷，而这种书是很难卖掉的。当然还有许多人办教育、建学校，像希望工程。　　当这些事情组合一起，就很宏伟。总体来说，大家或多或少的意识到精神与文化重建的重要性，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很多学者已落伍中青年学者眼界开阔　　●这样的精神与文化重建，是否需要大批学者来参与，还是可以落实到最基本的民间？　　○不一定需要学者的参与。中国的学者大都已落后于变革的时代，这是很复杂的，和新加坡、台湾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因为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文化中断，老一代真正的学者已经（相继）过世。我们很难要求老一代的学者介入这个变革时代，因为他们的文化结构与时代需要距离太大。中年的好一点，青年就更好一点。中国大体上是这样，我比较乐观。　　●在大学或高级知识结构里，是否能看到这些问题？看到变革的需要？　　○能看到。现在的大学生与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们对国际不陌生，大学内有很多外国教授，学生们通过电脑网络、电视了解国际，他们完全是国际公民。因而他们很容易发现问题，也很容易想出方法；他们也很少抱怨，觉得应该在自己的范围内把事情做好。 ■ 台湾整体文明程度与素养台湾现在高于中国大陆　　●这是中国的情况，那么台湾呢？　　○就整体文明程度与文化素养而论，台湾现在高于中国大陆。因为台湾的文化没有大幅度的中断过，还是有种延续。　　其实台湾也曾经历过于政治化的时期，例如也讲究政治权威、政治封锁等等，好像中国，但程度不一样。　　我去年底到台湾一个多月，每个城市都去了，接触很多人，进行了20多场演讲，认识也增进许多。我举个例子，当时台湾历史博物馆正好举行法国奥赛美术展，反映19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法国现代主义画派的经典画作。民间对于画展的轰动与了解程度，显示台湾的文化水平高。　　我参观了美术展之后，拿了一个印上奥赛美术展的袋子去搭计程车，司机知道我去看了展览，跟我谈起梵高、马提斯来。然后我到医院看病，护士看到袋子，也和我谈起法国后现代主义。有重大的活动，台湾会进行全方位的介绍、推荐，出书给老人看、给小孩看，影响广泛。　　我在台湾，曾有一个企业家找我，说想出点钱修复胡适先生的故居。胡适是安徽绩溪人。这个人对我说，他很感激（中国）保留了胡适的故居，但他曾派人去看过，发现要参观很不方便，因为房子的钥匙存在县文化馆，而且里边的修复也太潦草，所以他想出点钱整理。我问他与胡适的关系，是不是他的学生。他马上红了脸，原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知道胡适是个名人。这个很令我感动。　　台湾的问题是，他们的文化思维太情绪化，敏锐有余，大气不足。情绪化的原因往往很单纯，因为生活上也有很多东西是很情绪化的。　　●这个和台湾的泛政治化有关吗？　　○有，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泛政治化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包括岛屿的地理方位，对岛屿前途的不了解，文化传媒的情绪化导向，以及一些大家喜欢的作家的文风诱导。他们其实人都挺好，就是情绪化，怎么厉害就怎么来，缺少一种平静、大气的理性思维。 ■ 香港　　香港的文化就太商业化。文化的商业化在现代商业社会当中，也是正常的。它产生的一种消费文化，我觉得也不错，不能一概说它没有文化或说它是文化沙漠。　　但遗憾的是，由于多年的殖民统治，使香港文化缺少一种精神的整体身分。像法国和美国的变革时期的文化，就是一种整体形象和整体身分。　　香港的高层文化基本是英国化的，那儿也有研究中华文化的中国人，但这个组合还不能使这个岛屿有明确的文化定位；香港的高层文化不能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的制高点，因为它本身的路向不明确。　　例如整体的香港文化要做什么？我们代表谁？我们的彼岸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路向不明确，文化界构不成一个有机的组合体，而是个缺乏结构的多元组合。与强大的消费文化脱节香港高层文化难成制高点　　所以香港更多是一个多元文化很繁荣的地方，但它的文化结构很难与它的经济结构相比；香港的经济结构非常高明，无论是运作、层次、对外贸易关系、关税政策等，都非常明确，是个无与伦比的有机结构。　　我指的结构是政策完备，八方呼应，形成很好的网络。但香港的高层文化与强大的消费文化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它的多元文化处于支离状态，所以要对香港文化进行完整的分析，还是有困难。 ■ 新加坡　　至于新加坡，因为地方小，有它的特征。与中国相比，新加坡的整体文明程度也高。新加坡人非常好学，有一种很单纯的文化渴望。　　文化构架上，它也是偏重于一般意义上的消费，但不如香港发达。另一方面，高层文化的研究又不如大陆和台湾。　　新加坡文化的最根本问题是缺少创造力，可从几方面看：首先是以教育代替文化；其次是以文化活动的引进代替自身的文化创造；第三，是以热闹的节庆文化代替艺术家的个体性和主体性。　　我们需要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活生生的、享有主体精神的大艺术家，而不是很多展览、节日或外国演出。若是这样，这个地方只能称为“文化码头”。　　归结说，新加坡是文明程度很高的地方，但缺少创造性。　　●新加坡现在最流行的语言就是“创意” 了。到底什么是创意呢？创意和创造的关系怎样？　　○创意不是智商的组合。我相信新加坡领导人是在智商上强调创意，但是真正的艺术创造完全是一种生命的自然迸发。　　●是不是说艺术创造和精神文明应该是平行的？　　○是的，它是精神文明的最高层次。生命的迸发和智商应该是有区别的，光是智商的话，就是动脑筋；人们以为各种动脑筋得来的创意、奇思妙想就是艺术创造，其实不然。　　艺术创造的本质不是形态上的奇思妙想，而是内在精神上，要出现一群把自己生命和自然、宇宙、人群紧紧连在一起的真正的大师。我来新加坡比较多，所以感觉这里普遍缺少创造意识。　　●我们的教育开始强调要开放，要有创意思考，但是我们的父母和教师都不开放，要如何教育下一代？最好的教育是：挖掘学生的创造精神　　○所以我们要容忍上一代所不习惯的、超越教学范畴的各种新现象。要这一代教育出创造力强的人是很难的，因为教育就是传授已有的东西。最好的教育是挖掘他的创造精神，让它爆发出来。现在应该允许新加坡的下一代以生气勃勃的创造形态面对世界。　　但它不完全是艺术上，而是整体意识上的；不能光靠动脑筋，而是情感上，甚至整体精神的一种爆发。　　●由于资讯的开发，新加坡年青人接触更多，视野更广了，这是否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创意？　　○有一点用处，但更多还是创意范畴的。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接收信息的基础上，要寻找自我。　　●是不是说信息很多，但没有一种导向而陷入新的困境中？　　○是的。信息是挖掘自我的条件，但不能停留在信息内。现代人什么都懂，可是自己是谁？来自何方？可能就不了解。这是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普遍遇到的问题。他没有深刻的人生体验，缺少震撼人心的生命经历，因此也就无法以这两者为基础，创造出大作品，一般的都很小、很琐碎。　　像上海就出现这样的一代，写的都是琐碎的市民文学，它也很好看，但毕竟适合一个城市，它与一个民族的最高的文化创造距离太大。　　刚才谈的这几个地方，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乐观。台湾、香港与新加坡地方比较小，文明程度较高，也就打好了基础，要推进文化应该比较容易。　　中国因为地方大，文明程度比较低，所以要改变状态比较累，然而也就更显得比较波澜壮阔，问题也最多。　　●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政治上的分歧，会否造成文化上的分歧？　　○在政治分歧的情况下，文化应扮演减少分歧的作用。以前的文化往往是增加裂痕与分歧，但我们现在要促进文化沟通，这样政治上的分歧也会减少。　　其实现在中国与台湾的经济沟通，已经是血脉相连。日前《海峡时报》报道，李登辉总统不接受一国两制，但他还是提到台湾通过香港在中国投资了多少。经济沟通其实是就是文化转移的事实，而政治还是形而上的事情。　　现在政治上还有很多分歧，那么文化在中间，到底应靠近分歧还是沟通？我认为文化应靠近沟通。 ■ 马来西亚　　●您也到过马来西亚，那边的情况又怎样？　　○我前年到过马来西亚。它和我前面所谈的几个地方的最大区别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民族问题。前面我讲的几个地方都是以华人为中心的华人文化圈，而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圈发展还处在延续与承传的层次，这是比较基本的要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马来西亚的文化领域应该能出现比较深刻的思考者，但我到现在还没看到。　　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很多，例如两种文化的冲撞；马来西亚的发展快速，又有比新加坡与香港大很多的地理环境，它产生精彩文化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现在这方面缺乏代表人物。　　表现还停留在浮面　　还未进入文化最深层　　●那您对他们文化人的观察是怎样的？　　○他们一般表现的还是浮面的东西，还未深入到文化的最深层次。　　我对于这些地区的文化人，有两方面的期望：一个是他们能经常进行整体的文化思考；在变革时期，文化人如果放弃思考就深刻不了。他们往往都缺少思考。　　第二，希望他们少与自己周围作家的作品互相比较，而多看一些世界名著。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少人会以安静，甚至寂寞的方式，与世界名著魂魄与共。　　根据这些年来亚洲的经贸数据统计和社群结构的变化，我觉得亚洲在21世纪一定会出现新面貌，在全世界的地位也一定会大大提高。　　而且21世纪的亚洲将远远超过本身在20世纪的身分。亚洲在20世纪的身分比较可怜，经过世界大战，打来打去，后来又出现冷战等等，还有些被西方文明瞧不起。　　●在香港回归前夕，《联合早报·言论版》刊登了一篇英国《观察家报》驻上海通讯员马丁·雅克的一篇文章——《沉睡的巨人苏醒了》。　　作者说，当年柏林围墙倒塌和共产主义垮台的时候，匈牙利历史学者伊文·拜伦德曾经形容20世纪是个短世纪，到1989年就结束了；对香港回归，作者补个注脚，说这不仅标志着不列颠帝国的结束，也标志着亚洲的兴起，那是下个世纪最重要的大事。所以1997年7月1日，标志着21世纪的开始。　　○我赞成，从象征意义来看，它预示21世纪的新秩序。　　●所以您觉得香港回归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吗？　　○我是不太喜欢在这个问题上太强调民族主义。东方文明在21世纪一定占有重要地位。97回归，也有它的象征意义的。其他的不说，就说在欧洲面前，香港回归对于东方文明重新取得尊严，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与此同时，亚洲文明、文化也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形态，可是以上我们谈的几个地区的多数文化人，似乎还未作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大家各做各的，思考不多，因此很难构成一种合力。　　●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年您到处走动，是否受到艾芜的《南行记》的启示，也就是艾老的行脚者精神？　　○不完全。艾老不是学者，他是小说家。我一直以为，文化是一种很感性的结合体，你没到一个地方，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用生命去感受，而抄别人的判断，是很容易误事的。这个不符合实证精神。我说的生命感受、体验，可以是现场的，也可以是文化遗迹的现场。没到阳关，没到长城，没到黄河长江，写来写去，都领受不到中华文明的气魄。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