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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女流》，第二十二期， 一九九七年八月，新婦女協進會)
政治
當然是女人要讓路!?
李偉儀
九六年十二月，新婦女協進會舉辦 了「婦女跨越九七研討會」，當中讀者 洪雪蓮預視回歸後婦運形勢將是困難重 重，婦女議題因會被建制內外的政治人 視為「非政治化」而遭邊緣化。現香港 已回歸幾近兩個月，究竟講者的預測是 否確切？相信從七月一日支聯含遊行尾 聲時所發生的群眾與支聯會義工衝突事 件和及後劉健威、司徒華在明報所刊登 的四篇文章可見端倪。
解讀劉健威與司徒華－究竟 是誰在製造鬧劇?
七月十日明報刊登了劉健威七一 民運遊行鬧劇一文。劉對群眾「不服 從」支聯會極有微言。其中一段跟「女 權分子」有關的是這樣寫：「在眾人的 責問下，一位女子說，她是一個女權組 織的成員，原打算以百樂戲院則作起點 遊行，但支聯會用了同樣的地點，她們 要求合辦，被支聯會拒絕了；她們再提 出在大會中談婦女問題，也被支聯會一 位領導否定了......所以他們才有這次行 動」。
數天後，明報又刊登了司徒華就刊 文作回應的三篇文章，在其中兩篇《必 須澄清的一面之詞－答某女權組織和先 驅社》及《誰要誰讓路》中，司徒華表 示了他對「某女權組織」的強烈不滿： 「從井裡打出兩桶水，趕著挑回家煮 飯、洗衣、洗碗碟。有人走來，說要與 你「合辦」，把幾瓶葡萄酒放進桶裡， 一起挑回去。假如你拒絕，她就說你看 小她，要她讓路，把她邊緣化，使她無 立足之地。這是什麼道理什麼邏輯 呢......七月一日，有二十四小時；香港 雖小，還有很多街道。為什麼一定要與 支聯會合辦遊行......到底是誰要誰讓 路......即使該女權組織，事前確曾向我 提出種種要求，我們就要全單照收去接 納嗎？不接納我們不能接納的要求，就 要去干擾•衝擊嗎？這是講道理的 嗎？』
當日我也參加了七一遊行，目睹群 眾與支聯會義工的衝突以及後來群眾圍 圈討論。可是就所見所聽的跟劉的完全 不一樣。當日在群眾組成的圈子中並沒 有一位如劉所說的「被支聯會拒絕合辦 而搞事的女權組織成員」。在男義工的 語言暴力籠罩下，敢發言的女性根本寥 寥可數，只有幾位女大學生表達了她們 的意見。其中一位女同學拿著大聲公憶 述她所知的一件事，相信她就是劉所 「創造」出來的女權分子。她說：「另 類回歸聯席曾要求與支聯會合辦七一遊 行，但支聯會的一位頭目認為在回歸第 一日，爭取民主、自由、法治才是最重 要的，該頭目認為另類回歸聯席關注的 議題像婦女議題等，非關痛癢，在其他 時候也可以搞。結果聯席只好讓路給支 聯會，改在六月卅日自行舉辦另類回歸 活動。」接著的便是該女同學認為在七 一這大日子，民間議題應多元化，支聯 會不應太小器，理應與其他民間團體合 辦，讓七一議題更豐富，港人意願更能 多元地表達出來。好端端的一段說話， 為何聽到劉的耳裡，愈扭曲成另一回 事？是否在劉的心目中敢於說話的就是 女權份子？不合作的就是女權份子？另 類回歸就只有婦女議題？
事端雖是由劉所引起的，但不表示 司徒華沒有錯失。從司徒華／支聯會 的論點中，實可窺視「社運大佬」的 獨裁男本心態，以及他對婦運作民間社 會運動一環的忽視。
對婦運邊緣化問題的思考
在社會運動中，婦運被邊緣化向來 是司空見憤的事。像上述的例子實在屢 見不鮮。如我在六月卅日那天，參與另 類回歸聯席在遮打花園舉行的「大笪 地」，擺了一個婦女攤檔。在短短三兩 小時中，接受了男學生、男社運家和男 記者的訪問。正確來說，是不斷受著他 們的質疑：「為何妳們這些檔的女性， 在回歸大日子還老是談著婦女問題？今 天不是談民主才配合場面嗎？妳們只顧 談平等機會、派避孕袋，不覺得是離了 題嗎？」此外，在普遍論述中，視婦女 勞工間題無異於一般勞工問題，甚或認 為婦女失業不是大問題，均表現了社運 中婦女問題被邊緣化的情況。
「社運大佬」狹隘定義民主及其對 婦運的理解是造成婦運邊緣化的主因。 他們普遍認為「民主」只局限於民主政 制，政制中又以「政治」先行，因為他 們覺得民主好、政治好，一切便自然 好。此外，他們也缺乏對女性主義者所 提倡「個人就是政治」的理解，認為婦 女事、家中事只屬私有範疇，談不上是 一種革命，一種反權威運動。由此在社 會運動的過程中，婦運經常被視為次 要。民主派在議會失勢，更進一步鞏固 婦運應放一旁的觀念。 女性主義者面對這劣境應如何自處 呢？是否單方面執抱「個人就是政治」的 信念就成？在現實環境中，女性參政風 氣尚未普及；參政的女性也未必有女性 主義的醒覺，相信在九八年選舉中這情 況並不會有所突破。民主派的「大佬」縱 使能重回建制，他們又其的能夠充份跟 婦女團體合作嗎？婦女議題能得到合理 重視嗎？筆者在這方面並不樂覜。唯望 在往後的議會中，有更多女性能在建制 內改變政策，改變社會資源分配。否則 婦女及婦女團體則只好在建制外多想一 些民間抗爭路向，自求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