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彼得拉斯

(來 源 ： 中 國 與 世 界)

　　全球化一詞的使用包含了很多含義。一些概念，如國家間的全球相互依賴， “世界體系”的增長，全球範圍的積累，全球村等等，都根植於這樣一個想法﹕ 資本積累､貿易和投資都不再局限於民族國家之內。最廣義的“全球化”，是指 貨物､投資､生產和技術的跨國流動。對許多全球化命題的提倡者來說，這些資 本､貿易等的流動，無論是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這個 新秩序，帶有自己特有的制度和權力結構，並取代了從前和民族國家相關的那些 結構。

　　“全球主義”理論在有關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與意義上，一直在和它 的批評者進行辯論。辯論的中心問題，就是圍繞著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是代表了 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呢，還是基本上是過去的延續，或者是各種新發展的彙聚，並 能夠通過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存範疇所理解。在這個辯論當中，包括“全球化”一 詞本身是否對理解資本､貨物和技術流動的組織和性質有所幫助這一問題。和全 球化概念相對立的，是“帝國主義”的概念，這一概念將資本等的流動放到社會 歷史背景中去﹕即不平等的權力分配，國家間的衝突，階級和市場等。

　　本文試圖在理論和現實的層面重新思考全球化這一概念。現實是﹕今天資本 主義已經蔓延到全世界幾乎所有地區，將所有的經濟體都置於它的擺布之下，在 一切地方都剝削勞工以獲取私人積累﹔因此就提出了幾個分析上的特定的問題， 本文將一一談及。

　　首先從概念和歷史方面加以分析﹕資本､商品和技術的跨國流動的起源是什 麼﹖全球化是晚期還是早期資本主義的一種現象﹖如果是早期的話，這種現象與 晚期的表現有何相似和不同之處﹖使跨國資本､商品和技術流動成為可能的跨國 關係的條件是什麼﹖其社會代理人是誰，以及這種跨國流動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被稱為全球化的東西早已出現，為何今日把它歸於新奇事物呢﹖如果沒 有線性進程導致全球化，那麼對資本､商品和技術外向流動（國際市場）和內在 流動（國內市場）的週期性的趨勢進行研究是否更為合適﹖如果這種流動的方向 不斷變化，那麼其背後起決定性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各階級是什麼呢﹖從更 為概括的理論層次上，如果資本､商品和技術流動由於受到不同政治勢力的影響 而隨著時間和空間變化，那麼在有關問題上它能給我們以什麼樣的答復呢﹖比如 ，全球主義理論家們的主要命題，尤其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以及這個命 題的反命題，即全球主義理論的批評者所提出的，“全球化是有賴於其他因素的 ”。

　　我們將繼續批評地分析幾個全球化理論家的基本前提﹕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說 法，全球化是一個新發展的說法，否定任何其他別樣選擇的可能性的說法，以及 其宏大的結論和貧乏的解釋能力之間的巨大差距﹕它自詡是社會理論的傑作，其 結果卻不外乎是一番平庸的胡話。因而這裡引入“全球胡話”的概念，以便顯示 出全球主義誇誇之談和當代現實之間的強烈反差。下面我們將通過關注資本和勞 動的關係及國家權力的內部動力分析，來分析資本､商品和技術的日益增長的跨 國流動的政治､經濟和技術基礎。這裡所探討的假設認為﹕政治和階級力量的歷 史性變遷，在嚴重的積累危機的背景下，導致了在過去曾經封閉的地區內，出現 了有利於資本､商品和技術流動增長的條件。技術革新一開始是資本､商品和技 術流動增加的後果，後來成為這些流動增加的動因。

　　加快了外部流動的那些政治變遷對財富分配的結果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 裡的命題是﹕資本加強了對勞動的統治，致使資本更暢通地流動，也導致資本大 規模地再度集中。這個命題認為，理解全球主義理論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它作為 一種意識形態用來為日益增長的社會不平等､更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以及將越來 越多的國家資源轉移給資本作辯護。如果說全球化理論其實沒有什麼知識價值， 那麼可以說，它本質上是為著一種政治目的而服務，即把不斷增長的階級不平等 加以合法化的一種意識形態。

　　本文的最後一節集中討論對“世界新秩序”的反對､反抗和別樣的選擇。如 果前面有關資本､貨物和技術流動的分析正確地指出了階級和國家關係是關鍵點 的話，則可進一步看出﹕假如在階級關係和權力方面能夠逆轉當前的資本－勞動 關係，就能夠創造出不同於“全球化”的選擇基礎。本文的最後將分析全球主義 意識形態中的一個關鍵因素﹕私有化及其局限性，並概觀對私有化的抵制運動。 論文結尾提出另一種可能的選擇，它將對全球主義教條提出質疑。

　　在歷史上，資本､貨物和技術的跨國流動以三條途徑實現。第一條途徑是通 過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征服﹔第二條途徑是通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和 投資﹔第三條途徑是通過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交換。三條途徑體現了三種不同的 關係，產生不同的後果。資本在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流動導致不平 等積累，和一種特別的勞動分工，在這種勞動分工中，帝國中心的經濟多元化和 工業化，伴隨著被殖民地區經濟的專門化和脆弱化，易受原材料波動的影響。第 二條途徑中，在發達帝國中心的跨國流動是“相互兼容”的，外來資本經過調控 ，用以補充資本主義的內在發展。第三條途徑中，在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跨國流 動受帝國主義強權入力侵的限制，也受到第三世界經濟與其帝國中心相關聯的約 束。第三世界國家之間流動的主要時期，發生在其殖民化階段之前和後殖民時代 的工業化階段。

　　理論要點在於﹕伴隨資本､貨物和技術跨國流動擴張的漫長的歷史､多種多 樣的起源，以及的各不相同的關係和結果。歷史事實是﹕北美洲､非洲､亞洲和 拉丁美洲與海外市場所建立的市場､交換和投資方面的聯係，業已經歷了幾個世 紀的漫長歷史。此外，對於北美洲和拉丁美洲而言，資本主義一出生就是“全球 化”了的，因為其早期的增長大多是以海外流通和投資為基礎的。從１５世紀至 １９世紀，拉丁美洲的外部貿易和投資要比在２０世紀更重要。類似的是，１７ 世紀英國三分之一的資本形成是基於國際奴隸貿易。英國資本主義從一出生就是 全球化的，只是在１９世紀中期國內市場開始變得重要，這要歸功於工資勞動和 地方製造商的增長，以及最重要的，歸功於國家的完善，它改變了國內導向與國 際導向的投資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階級力量的平衡。

　　資本主義從一開始的全球化後來向國內發展的歷史轉變的意義，在於中產階 級的出現，它在政治經濟中註定要起關鍵的作用，與金融家､生產主要食物和谷 類產品的出口商相對立。這種過渡並非一帆風順﹕在美國表現為內戰，它使全球 化的種植園主屈服於西部農民和東部工業家，付出了200萬人生命的代價。在拉丁 美洲，內戰和海外干預在整個１９世紀連綿不斷，因為全球化派和國內生產者為 爭奪經濟的導向而激烈戰鬥。在亞洲，為使亞洲全球化而爆發大規模戰爭（鴉片 戰爭､佩裡對日本的遠征，等等），國內製造商在傳統精英的領導下抵抗全球化 。要點在於﹕建立在歐洲貿易商､製造商和當地農業和礦業上層精英階級基礎上 的､舊的帝國形式的全球化被新出現的現代生產者視為發展的主要障礙。雖然全 球化的最直接的敵人是老朽的皇帝（中國）或腐敗的獨裁者（拉丁美洲），但這 不應抹殺這樣的事實﹕如美國的例子所明白顯示的那樣，１５至１９世紀出現的 全球化曾經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直到２０世紀，全球化的客體和主體是特定的社會群 體。當資本和商品的擴張超過了國家的疆界，它仍然以特定的民族國家為中心。 這種擴張的結果給資本輸出和輸入國家的不同階級都帶來了不同的利益。今天這 種趨勢更為突出，即使那些過去曾只是資本､貨物和技術輸出目的地國家本身已 經變成輸出者。今天的關鍵不同在於﹕出現了跨國資本家，他們來自過去的被殖 民國家，現在從事資本輸出並建立起地區主宰。

　　中國､香港､台灣､南韓､智利､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的事實只不過是其中 的幾個例子。但是，要點仍在於﹕積累中心的繁衍增多，以及在前殖民地國家新 增加幾個億萬富翁，並沒有改變階級和國家之間關係的根本性質﹕大多數拉丁美 洲､非洲和亞洲國家繼續專門從事初級產品輸出､依賴高剝削率的勞動力，以及 負擔著租金（專利稅）和服務（保險和利息）的收支嚴重不平衡。關鍵的問題在 於，當今時代通過不平等關係造成的資本､貨物和技術流動的擴張，是過去帝國 主義關係的繼續。全球化的主體，即最大的幾個貿易國家､投資者和從服務中收 取租金者，和他們的全球化政策的客體，即工人､農民及民族生產者，他們的利 益是截然不同的和對抗的。被描述成全球化的東西，實質上是從前狀態的延續， 即基於剝削性的階級關係在曾經是資本主義生產之外的領域內的深化和擴張。當 今全球主義所聲稱的新，以及聲稱我們正在進入世界經濟的新階段，其根據主要 是這樣一種論斷﹕資本主義關係的增長和擴張就足以斷定一個新時代的產生。全 球主義空談家忘記了經濟活動在過去才更多地基於跨國流通和生產，以跨國流動 為基礎的當代擴張是非常晚近的事，它還不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主要動力。而且 ，資本主義擴張的軸心從國內生產和流通（擴大國內市場）到世界市場的轉移， 總是依賴於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構成如何引導經濟政策的。

　　把全球化與帝國主義的概念相比較是有益的，它顯現出前者的貧乏和後者的 豐富。衡量一個概念的解釋能力有幾個維度的標準﹕對權力的衡量，對代理人的 詳細說明，以及對地區､國家和階級的不平等､收益的方向性流動､投資､支付 費用（專利稅､利息､利潤､租金）的理解等。

　　全球化概念主張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各國經濟上的共享性､利益的互補性 及其從流通中得到的共同利益。帝國主義概念強調帝國主義國家和多國公司和銀 行對欠發達國家和勞動階級的統治。當今世界，很清楚，帝國主義國家雖然與第 三世界國家做貿易，但很難說依賴於它們，因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供給來源很多﹔ 運作中的經濟實體多被帝國主義國家的股東所擁有和操縱﹔支付利潤､專利稅､ 利息等嚮上､向外的流動是非對稱的。在國際金融機構和其他國際機構中，帝國 主義國家行使著超乎比例的和決定性的影響。另一方面，被統治的國家是低工資 地區，是利息和利潤的輸出者（而不是輸入者），幾乎是國際金融機構的俘虜， 極大程度上依賴於有限的國際市場和出口產品。所以，帝國主義概念比起有關全 球化的那些假設來，更加符合現實。

　　從社會代理人的詳細說明角度看，亦即資本､貨物和技術跨國流動的主要推 動者，全球化概念強烈依賴於一些零散的概念﹕伴隨信息流動的技術更新，抽象 的“市場力量”等等。與此相反，帝國主義概念把多國公司和銀行､帝國主義國 家視為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國際流動的驅動因素。攷察一下有關重大事件､世界 貿易條約和區域一體化方案，就能很快地駁斥任何技術決定性的解釋﹕是帝國主 義國家的首腦們為全球流通建立了框架。在該框架中，資本運動的主要交易和組 織形式存在於多國公司之中，受到國際金融機構（其工作人員是在符合跨國公司 的利益的基礎上由帝國主義國家任命）的支持。技術革新僅在這個框架內運作， 並進一步加強原有的權力分配狀態。這樣，在資本､貨物和技術跨國流動的社會 代理人問題上，帝國主義概念比全球化概念的看法更為精確。

　　在世界､國家和階級層次上長､短期收入大規模流動的數據反復表明﹕帝國 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之間､投資者和工人之間､農業出口商和農民之間的不平 等呈現增長趨勢。帝國主義理論的假設與這一現實相吻合﹔而全球化理論的假設 在這一點上被證明無所建樹。而且，資本､貨物和技術的跨國流動增長與國家之 間不平等及國家內管理層和工人之間不平等的加大都有著強烈的正相關關係。在 這個問題上，全球化所能提供的最體面的說法，就是不再去主張全體的普遍的繁 榮，轉而認為不平等待遇源於貢獻的不同。在這裡，該論點故意抬高資本的貢獻 ，貶低勞動的作用，表現出自我吹捧和循環論證的特色。即使在這裡，帝國主義 概念注重於勞動的價值創造和資本對價值的攫取，也更為切題﹕它指出了剝削和 積累分別借以發生的場所（即﹕勞動､殖民地國家，和資本､帝國主義公司或國 家）。

　　收益､投資和專利稅的支付的跨國流動結構，與全球主義理論家所闡述的相 互依賴世界的任何概念都不相符﹕相反，朝向帝國主義國家財團的單一集中和單 向流動，在帝國主義理論的概念框架內，就很容易理解。

　　有關軍事政策和情報活動的情況也是一樣。干預流動是單方向的，總是從帝 國中心指向被統治國家。並不存在什麼軍事脅迫的相互滲透，而只存在著從帝國 中心伸向被統治國家的軍事行動的擴張。從法律上講，只有帝國主義國家才聲稱 具有治外法權（將其法律置於其它主權國家的法律之上）－－被統治國家是治外 法權的對象。

　　這些具體的例子，使我們能夠說﹕帝國主義的概念要比全球化的概念更科學 ､更有用。帝國主義概念，作為世界政治經濟中的主要結構關係的解釋和概念組 織，它已經變得越來越貼切，而不是越來越無用。

　　當今世界上的鬥爭，不僅存在於不同的概念､歷史和分析框架之間，而且也 存在於活生生的力量之間。與澄清理論同樣至關重要的是﹕攷察鬥爭中的各個政 治角色。

　　儘管有一些跨國交流並非直接從屬於帝國主義關係（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交 換､殖民地國家之間的交換，為大眾而積累的國家之間的交換），我們將重點分 析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全球流動中從屬於帝國主義的那部份。

　　在世界政治經濟中存在三大主要“階級”﹕全球化的提倡者與受益者，全球 化的敵視者與被剝削階級和被剝削國家，既受剝削又從中受益的猶豫者､動搖不 定者。全球化的提倡者，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一直是世界經濟中上昇的國家。 以此邏輯，全球化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擁有霸權的國家。顯然，它們優越的競爭地 位使它們在開放的經濟中無所畏懼，所獲甚多。但是，這裡需說明兩點以防簡單 化﹕在上昇中的國家內並非所有的階級都是受益者－－受益者主要是大規模的壟 斷企業。第二，在宣揚全球化原則的普遍性（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和利潤的自由 匯出）的同時，上昇中的強權為了保護它政治上的聯盟（如在落後的經濟部門） ，常常限制出口､設立優惠貿易區以排除競爭者。

　　當上昇中的國家及其主導經濟企業是全球化的提倡者，在被統治國家內佔主 導地位的政治和經濟勢力也同樣堅定地提倡全球化。這裡，被統治國家的內部份 歧與結構的作用一樣關鍵。農業企業和金融階級､進口商､礦業出口商，大製造 商和承包了出口市場的血汗工廠的廠主都是全球化的堅決提倡者。

　　所以，全球化既是帝國主義現象，也是階級現象。不對稱的收入流動上影響 整個內部市場的增長，它有利於出口加工區的快速增長，養肥地方上參與全球流 通的階級。

　　支持全球化的第三類人，是依附於前兩類的分子，包括高級國家官員（自封 的技術官僚）､和國際接軌的學者和公共人物等。在帝國主義國家，他們提出有 關理論和概念，去美化和制訂全球化的計劃､策略和方針。在被統治國家內，有 著長長隊伍的全球化提倡者是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有名大學裡接受輔導和培訓的。 通常，學術專家為被統治國家制訂經濟政策，去極大地滿足多國公司的全球利益 ，並接受大筆的咨詢費。學者們的學生進入政府並制定政策，參與腐敗的業務交 易，通過私有化政策積累私人財富。

　　提倡全球化的第四類人是指商業階級﹕各類商品的進口商和出口商。他們只 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貿易的提倡者和受益者。當大規模的外國所有的貿易商 取代了當地的商業集團時，他們就會發生轉變。但是，這一類人，特別是當他們 與當地的生產者沒有任何聯係時，就是堅定的全球化自由貿易的提倡者。

　　這幾類人放在一起組成的集團是一個很強大的力量，特別是當它擁有國家權 力的時候。它的主要權力基礎是其所處的結構位置－－位於貿易､金融和投資等 交易的關節點，及其手中掌握的用來進行政治宣傳和社會組織的大量金錢。不過 ，金錢本身是一種重要的資源，但並非唯一的資源﹕社會力量和群眾組織是一種 潛在的關鍵性的抗衡力量。

　　全球化的反對力量在金錢上處於劣勢，但在人數上眾多。在被統治國家內， 全球化的主要反對力量一直是農民運動，特別在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部份地區，以 及一定程度上在非洲。自由貿易政策對當地的生產者造成毀滅性打擊，他們無法 與低廉的進口穀物相抗衡。對農業出口生產商的補貼刺激了土地私人佔有的擴張 ，使信用和技術援助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並以小農生產者的犧牲為代價。由於引 進擁有高科技的大財團農業企業生產商，它們擁有大規模的財產，因而擠跨了當 地的農民，製造了大批的流離失所的小生產者。帝國主義國家取締了非傳統作物 （可可､罌栗等），使小農生產者在世界市場中的生存空間被破壞。結果，在一 些重要的國家，如巴西､墨西哥､印度､菲律賓､厄瓜多爾､巴拉圭､玻利維亞 及其它地區，出現了大批的轉向激進的農民和無土地的農民工。

　　第二類反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帝國主義國家和被統治國家的工人。法國､ 德國､南韓､巴西､阿根廷､南非以及許多其它國家的工人進行了總罷工，反對 全球化政策。在帝國主義國家，工人們反對工廠遷移，反對退休金､健康計劃､ 假期的削減，特別是反對工作無保險現象的大幅度增長。在被統治國家，工人們 動員起來反對低工資､暴虐的工作環境､專制的管理規則､工作時間過長以及削 減社會福利。

　　第三類反對全球化的力量是公眾部門的僱員，他們因預算的大幅度縮減､私 有化和購買力的大幅度下降而受到影響。同樣地，這一反對力量在帝國主義國家 和被統治國家都存在著。

　　第四類反對全球化的力量是小商人階層，特別是因國家削減公眾補貼､非工 業化､礦產和運輸的私有化而受到損害的地方性階級。這些現象使國家的內地貧 困，將財富集中於中心城市一些特區飛地上。廉價進口商品的大量涌入使許多當 地生產者破產，普遍激起了以多部門､多階層聯盟為基礎的民間抗議運動，共同 反對中央政府。這種情況廣泛發生於阿根廷､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 南韓､印度和秘魯（至少在藤森獨裁統治之前）。

　　在以往，競爭能力低的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的國家，一般算在反對全球化的聯 盟之內。但是，現在這種觀點難以成立，因為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已成為全球流 通的受益者，制訂政策上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需要保持一致﹕即自由貿易､自由市 場和自由資本流動。

　　第三類人群面對全球化這個問題時態度曖昧不明﹕在某個特定的政策之下， 他們有得有失。例如，一些工業部門，它們很難在全球市場上競爭，而在降低社 會福利和工資下降中能夠受益﹔被海外競爭所擊垮而破產的製造商，轉而從事進 口和其它商業活動﹔低工資的工人，同時是廉價進口消費品的消費者﹔流動農民 的家庭，失去了家庭成員，看到他們的產品價格被進口產品所摧毀，但依賴於海 外打工親人自由匯入的匯款。這些階級的導向的決定性因素是政治干預､組織和 鬥爭。當全球主義階級統治之時，這類“搖擺”階級迎合而不是反對全球主義的 侵犯。如果當反對全球主義階級處於上風，“搖擺”階級就參與民間抗議､要求 增加國家保護，要求國家對血汗工廠和裝配車間進行干預。

　　今天，全球化的提倡者､反對者和態度曖昧者在各個階級內都能找到，最主 要的受益者，既存在於帝國主義國家的階級內部，也存在於被統治國家的被剝削 階級內部。重要的是，全球化的提倡者和全球化的反對者雖然相互對立，但兩者 內部的國際聯係紐帶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全球化的提倡者有他們自己的國際論壇 和組織，他們採取一致行動。反對全球化的受剝削者，無論在一國內部還是在不 同國家之間，都零星分散，各自為戰。全球化反對者在結構上的親和性，和他們 在主觀意識上的不團結，兩者形成強烈反差。但是，關鍵問題是，全球化的提倡 者和受益者對民族國傢具有中央控制的權力，使它變成為全球擴張創造條件的強 大武器。全球化的反對者的弱點主要在於組織上﹕它們是建立在局部訴求基礎上 的反對力量，缺乏堅固的國際紐帶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全球化的反對者們由於受 “公民社會”的誇誇其談以及“民族國家已經過時”等觀念的誤導，奪取國家權 力的鬥爭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這種方法沒有看到﹕民族國家仍然極其重要，它 塑造著各階級的空間，影響著不同階級在世界經濟中所起的功能。

　　全球化的提倡者､反對者和態度曖昧者的組合狀態和全球化的政治的分配結 果緊密相連。世界財富已經發生了一次地理上的重新組合。帝國主義國家（北美 ､西歐和日本）､香港､沙特阿拉伯､台灣和南朝鮮的多國公司和多國銀行，集 中了全世界的大量產業和財富，此外，在被統治國家，財富集中於小片特區飛地 之上的億萬富翁､從私有化政策中新誕生的大財團的董事手中。

　　在被統治國家，關鍵的貧窮地區是城市郊區､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城鎮以及老 礦區和海港地區等。在帝國主義國家，以前的工業地區和農業地區被瓦解，特別 是那些工會鬥爭比較激烈的地區。

　　在工人階級當中，兒童､婦女和少數民族所得工資低於一般工資水平，也根 本得不到任何保護。他們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辭掉工作，在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 ､由海外華人百萬富翁所開辦的工廠裡的中國工人，情況就是如此。流動民工､ 無調控的部門（所謂的非正式部門）和打零工的年青人在工作場所遭受著全球資 本的僱佣和解僱的絕對權力的殘暴統治，及其遷廠的威脅。在拉丁美洲､歐洲及 亞洲的部份地區，境況日下的公眾部門工作人員､教師和醫療衛生工作者，隨著 他們工資水平的下降，成為社會鬥爭的中堅力量。

　　在新一代和老一代工人群眾經歷著生活水平的相對或絕對降低的同時，新的 億萬富翁階級靠金融､血汗工廠､毒品､色情工業及走私活動等部門暴發起來。 後者在前蘇聯和東歐尤其嚴重。

　　對全球化的態度，明顯地取決於在階級結構中的地位和財富分配的結果﹕有 關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及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魅力，是通過將其深刻的階級根源和 階級不平等置於十里雲霧之中來實現的。全球化乞靈於普世主義和抽象的國際主 義，同時全球化又一直和民族國家以及根植於民族國家的統治階級有著強烈的聯 系，兩者互相矛盾。

　　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其性質不斷發生變化，資本家階級中掌握國家方向 的那個特殊階層也不斷變化。反過來，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曾多次受到勞工運動､ 左派政黨的訴求的影響，還受到經濟過程（危機､蕭條､通脹､股市崩潰等等） 以及技術突破的左右。這些變化強有力地影響了資本內向與外向的投資，以及兩 者之間的比例。

　　五個多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擴張一直是在依賴國際商品資本流動和深化國 內市場之間交替更迭。早期的殖民征服是由商業資本家､貿易公司和奴隸販子所 引導，這是早期全球化（１５世紀－１８世紀）的推動力。從十八世紀後期至十 九世紀中葉，保護主義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刺激了國內工業的興起，使之取代了全 球貿易流動作為積累的中心環節。在亞洲､非洲､拉丁美州，殖民主義之前的生 產體系（如印度的紡織工業，就具有相當的資本主義的特征），基本上是導向於 國內市場或非歐洲的（非洲和亞洲）的貿易。殖民化則拉開了新的一幕，在殖民 地定居的殖民者出現在舞台上，他們取代了本地的經濟統治精英，並將經濟的導 向轉向國際（即歐洲､後來是北美）市場。１９世紀在拉丁美洲的國家，經營出 口的本地精英（礦山主､地主､商人）領導了獨立運動，因而加深了全球化進程 。拉丁美洲與世界市場的接軌變得更加顯著，除了少數例外，如巴拉圭曾試圖採 取類似於歐美國家的工業保護政策。

　　十九世紀末，發生了外向驅動增長的最後一次（不算當前的這次）大推進， 然而在這次大推進中，德國和美國沒有參與。這兩個國家採取了對新興工業的強 烈的保護主義，並結合以選擇性的帝國主義對外擴張。那時的“全球化”所採取 的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其程度遠遠超過現在﹕旅行不需護照，沒有勞動和環境 的立法，沒有貨幣限制，中央銀行極為有限的權力，或者根本不存在中央銀行， 等等。這個階段終結於（有人會認為，並且也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二十 世紀二十年代，全球化出現了一次短暫的復甦，然後隨著1929年的世界大蕭條的 到來斷然終止（並且似乎終止了半個多世紀）。在1945至1997年間，全球化的重 新出現，或者說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國際流動，一直是漸進發展的，只是在八十 年代末期開始加速。即使今天，全球貿易並不佔構成國民總產值的商品和服務的 主要部份，即使它近年來增長很快。

　　在第三世界，自由放任政策和與國際接軌的趨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削 弱，新興的製造業和中產階級生產者起來要求更多的保護主義，以及發展國內市 場。

　　國內市場相對地變得越來越重要，引起了階級分化的過程﹕一方面民族產業 的生產者和大眾階級（勞動者､僱農和農民等）結成聯盟，另一方面是依賴出口 的全球化階級和其他一些階級（商人､貿易商､大地主､礦山主）結成聯盟。19 29年的經濟崩潰，宣判了全球化經濟戰略的死刑，儘管它未能徹底消滅掉依賴出 口的階級。從三十年代早期到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國民總產值愈來愈基於為國 內市場生產，儘管當地生產者仍繼續依賴出口精英層取得外匯以輸入資本。在七 十年代，發生了與此逆反的過程，退回到了全球化的､對資本､貨物和技術外向 流動的依賴，企圖創造新的增長動力的熱點，但經過長期的努力，仍然很不成功 。拉丁美洲國家中，天然資源最豐厚的（礦物､木材､水產､水果）､最適合國 際市場的條件的，就是智利，它的轉型最為成功。然而，它對其非再生資源的開 採程度也最猛烈，因而其發展也是最不可持續的。絕大多數其他國家，相對較少 地依賴資源開發，只取得了程度非常有限的發展能力，不足以帶動所有經濟部門 ､惠及各個階級並長期持續地發展。

　　在亞洲､北美和歐洲，推行對資本､貨物和技術外向流動的依賴的進程是不 平衡的﹕從體來講有所增長，但這是具有選擇性的（即﹕與保護主義聯合）､兼 並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流通佔主導地位），並且仍要由民族國家提供 實質內容､撐腰支持和宣傳促進。

　　全球主義所宣稱的與國際流通緊密聯係的經濟，不過是一個緩慢展現的､周 期性往復的過程，並且仍深受影響民族經濟的影響､其外向擴張仍高度依賴於民 族國家。全球化的主要角色－－跨國公司，它們中的大多數其利潤的絕大部份仍 是從國內市場獲得的，儘管它們的海外贏利的比例在增長。技術創新經費補貼､ 工廠建設､鼓勵出口､控制勞工､退稅等等，這些跨國公司的關鍵性增長戰略， 仍然是在民族國家內策劃的。

　　無論過去和現在，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週期是由什麼造成的呢﹖最主要的， 我們能夠找出三種一般的､互相有聯係的根源﹕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如戰爭､ 危機､新市場的開放等等﹔依賴出口的階級取得政治和經濟上的權力﹔國家的構 成發生改變或資源的重新配置導致外向擴張的經濟戰略的發展。

　　在歷史上，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國際流動遠不是一個線性過程，它在一個相 當長的時期內曾被打斷，甚至終止。在過去的歷史中，至少在過去一個世紀，全 球化是特例情形而不是常見情形﹕資本主義的競爭，刺激了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 的政策，戰爭造成了經濟的國家化，社會矛盾使得資源趨向內部份配。

　　當前的一波全球化是新近出現的，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正面臨著堅決的 抵抗，它的社會支持的基礎也成問題，甚至它作為一個經濟政策的合法性也遭到 疑問。沒有疑問的是，依賴外向流動的趨勢在增長，各國政府繼續和加深這個進 程的能力和意願也在增加。在當前條件下，市場和跨國公司之間的經濟聯係對工 人､僱員､農業工人和農民帶來悲慘的後果。假如終止全球化的國家策略，也將 在一個時期內帶來社會經濟的混亂，特別是給金融公司､､跨國公司的經理層及 其附屬的階級帶來較大的損失。重要的是，共產黨國家的瓦解､革命左派的失利 ､以及此後勞工和社會運動的衰退，為全球化政策的強制實施提供了最適和的條 件。

　　全球化的高利潤，伴隨著經濟增長的停滯，其政治性由此可見。日本､德國 和美國在現階段全球化時期的增長表現非常薄弱。所謂的技術革命在刺激全面增 長方面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實際上，技術較落後的一些國家，如中國､印度､智 利和土耳其表現出最突出的增長，這很大程度上基於強化和擴大投入勞動力､原 材料的開採和廉價商品的生產。這樣，資本的國際化進程靠的是開發新的疆域， 以及為高利潤尋找場所，而不是靠發展和深化生產力。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國際 流動便創造出更多的資本主義､更多的依靠工資的工人､更多的進出口，但從整 體上說來未能克服停滯的趨勢。

　　既然外部的機遇不能導致有活力的增長，又是什麼造成依賴出口的階級的得 勢﹖答案必須在民族國家內部政治和社會權力的變動，以及這種權力變動從帝國 中心朝著世界其余國家的擴張之中去尋找。一個基本事實是﹕西方資產階級很大 程度上在生活的各個領域挫敗了工人階級，這些領域包括﹕國家控治､社會政策 ､意識形態﹔在工廠層次上包括工作規則､工資､談判能力､就業﹔在個人層次 上包括脆弱､意識和恐懼。

　　從七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加速的趨勢，就是資產階級從高度官僚化的､ 脫離下層群眾､依賴國家的小恩小惠的工會運動中獲得好處，擊退了勞動階級的 討價還價能力。資本家和與國家的政黨建立了緊密的聯係，從而對其政客形成有 效的控制權力，而工會官僚們基本上繼續依賴同樣是那些資本家的政黨以促進自 己的利益。資本家們已經制訂出一套直率的､嚴密的資本主義策略去阻擋任何在 福利問題上的讓步，工會官僚卻被從前的社會契約和福利國家的陳舊觀念所束縛 ，不能也不願意發展出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策略，或考慮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 義制度。資本家們控制了國家，而勞動階級仍保持在一個游說團體的地位，一個 局外者，只和小集團鬥爭和狹隘的工資問題有關。資本家們統治了大眾媒體，而 勞動階級缺乏任何另選媒體﹔資本家們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勞動立法，加大從 上至下的階級鬥爭的力度，而勞動階級卻轉向服務行業，其隊伍人數日益減少。

　　在制訂全球化政策中，階級鬥爭是綱，其余都是目，這一點我們做以下比較 就很明顯﹕一個是全球化政策走得最遠､罷工很少且常失敗的英國和美國，另一 個是工會運用罷工作武器､工人仍擁有很大的公共部門､社會福利以及民族工業 的法國和德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全球化模式的進程當中，勞動階級受到了國 家機器的最嚴重的鎮壓－－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都是如此。

　　在過去的歷史中，相反的例子也很突出。從三十年代早期到七十年代中期， 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地位的提高，損害了依賴出口的階級的權力，使國內市場 的增長成為經濟策略的中心。福利國家的建立和公眾企業的擴大是出口模式的破 產和支持它的階級遭遇危機並被取代的結果。在歐洲､亞洲､東歐､拉丁美洲非 資本主義國家的成長，以及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成長，迫使西歐和美國的資本家 階級通過提供工資和福利的讓步來爭取工人階級的人心。依賴出口的資本家們接 受改造，轉向內部需求。全球化被工人和農民的積極鬥爭所破壞，共產主義的幽 靈使得社會福利成為資本主義生存的必備。

　　1964年巴西工人階級的失敗，1966年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的失敗，七十年代 的整個拉丁美洲工人階級的失敗，七十年代末中國內部的反革命，蘇聯的瓦解， 歐洲社會民主派向新自由主義派的轉變，美國的自由派向自由市場保守派的轉變 ，這一系列政治事件，完成了一個轉變過程，國家政策原是全球化和國家福利之 間的斡旋力量，現在轉變成了直接為資本､貨物和技術的國際流動服務的工具。

　　階級權力的變動和國家的重組，提供了基本條件，用來鞏固國際流動增長， 並使全球化上昇為提供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

（辛建譯﹔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