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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載同行
※文思慧 “通過反抗死亡，我們反抗遺忘；反過來說也是一樣：通過反抗遺忘，我們反抗死亡。回到Nikos Kazantzakis充滿情感的自白，這種反抗可能採取的形式之一，是創造的行為。自覺或不自覺地，這種確信必然成為創造者當下的頭腦狀態：因為我創造，所以我反抗死亡。我建立一座比銅還持久的紀念碑。”（引自I. Klima《布拉格精神》）
回頭說十年前的五月四日，我們沒有好好的搞事先宣傳，但不同時段還是聚集了不同的人群....。人們不單來聽「講師」發言，他們也有話要講；而令我們有點張惶失措的，是人們不斷捐款給我們代轉北京的學生---但由此種種，可見出「五四」在那一刻成了不屈於權威的精神冒現的通道。 從那一刻始，我對當時陸續開展的「民運」，及其五花八門（包括陳腔濫調）式口號，皆有重新的閱讀。我的想法是：每一個人內心皆有的向外在世界伸展（不管幅圓多大或多小）的關懷，而那一種躍動與伴隨而來的是非之念、向壓制者「說不」的勇氣，有時是那麼曲折地透過每個人成長的經驗有關之觀念的鎖困，辯証地蘊釀著破繭而出的一刻。因此，對當時在香港在北京所唱的「義勇軍進行曲」及「國際歌」、所呼喚的「國魂」口號、甚至傳統左中右派的符號圖騰的挪用、又或是社會回應所難免跟隨著國際傳媒焦點的趨勢....，我都視之為可透過重新定義而脫胎換骨，成為新鮮視角，就如那些醜陋的醫院病人制服穿在與李鵬「對質」的絕食學生身上，顯得別具神采。 那段日子，遊行的過程中每每遇到十年不見的朋友、一個你從不知道她／他「關心」的親戚、和許多自製紙板、布條上的自撰標語、及七咀八舌又萬語千言都喊不盡的口號。我相信---那時和至今都如此相信---只要假以時日和對「真心」的育養，人人都會多想想自己要一個怎樣的社會，也因此必須想想自己要做怎樣的人，這些大概便正是一個集體反省的經驗，籠統地說，甚至可以是讓人性中的浩然之氣得以慢慢滲透出來的過程吧。但我們並沒有那種機會。 在大陸，政權反動的本能演變為失控的暴力，人民要在即時之間受到試鍊---沒有起飛跑道的幫助，沒有錯誤中學習的空隙，沒有交流互勉所生的鼓勵或示範作用。年青的流亡海外學生常被指為「不知自愛」；年長的民運老將在海外作困獸鬥中名譽蒙污；多少留守家園者要日夜面對生活、家庭、真心、假話....的抉擇---這是多麼殘酷的處境！在香港，繁榮安定的口號漩渦、半桶水（也不夠）的「民主」政制吸納，人權爭取與民主運動的功能組別化（專業民主派的誕生及上位定格），都迅速將我們推到後六四的「夢醒時份」。難過之情是有的，但自此問題不再向自己內心深處去問；大家左顧右盼，依從統一口徑，連遊行與示威都不再是自省與交流的場合，一切交托給形式（連「儀式」也說不上）處理；而國族主 義一類的陳腔濫調隨即還原為陳腔濫調，社會想像、社會運動則彷如落雨收柴---最令人沮喪的是八九以來最大的群眾動員竟是「保釣大會」：一舉撤退到只求團結插旗不去問最基本的「意義」問題（為甚麼釣魚台一定要是一個國家的「神聖領土」？為甚麼是「中國人」就一定要在大地上「申示主權」？) 至此，「回歸」的熱歌艷舞相比之下也成了反高潮！ 當然，在大陸和香港要找尋一些反省精神和社會批判角度，最大的阻力來自一個全球性反民主力量的結集---全球人類活動企管化。而它是那麼「理直氣壯」地埋葬著我們的能動力與社會關懷；再配合以「操控」和「發展」這些國族議程，令每個人的身心都無所逃遁於這一元化的「反創造」、「反參與」的浪濤之中。 總之，透過世貿、世銀、IMF、精簡化、私營化....的魔咒，對於要瓦解大陸上六四前僅才冒現的「社會性」，簡直如虎添翼；在香港，則沿著「本來」的既定軌跡再強化其「自由」市場神話---乃致有七大政黨／團泡製共同經濟綱領、以刺激企業投資（誰要犧牲則沒有理會）為主導思想---之鬧劇出現，而將八九當日稍稍鬆綁的社會憧憬空間再度收窄為管道視野。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將「六四」凝固在那一年的幾個月之內，又將「六四」加以歷史定位於八九之後的社會「大趨勢」中去評斷，則這十年回顧大概要不是流於「形勢分析」，就是成為「東風無力百花殘」的傷悼。但這些都不是我想做的。 我希望做的，是追溯到比較遠、或比較遠離主流關注點的某些角落。在那裏，我們或者可以比較接近那些當日冒死支持學生的市民、工人、各行業人士，希望由之而得以訪尋一個個真切的生活世界，看「尋常」的人怎樣在衰敗腐朽之中尋索意義與尊嚴。我希望讓八九的日子打開我們人性覺察的新領域，讓我們謙虛地學習認取勇氣和力量，看它們是怎樣在生活長路中，一步一步地積聚，並在關鍵的時刻散發與迸發---自丁子霖的經歷、王凌雲的經歷、許許多多沒有成為八九民運之星的人那些穿越六四而不止於六四的經歷；也讓我們記認他們怎樣在我們本是分割的世界，注入凝聚與結連的作用。 我們當然不可能（尤其在目前，也許是永遠）去親訪這些散佈各方的百姓，但我們起碼可以懂得從此去自生活中體察和開拓「人與社會」的力量，而不需再依賴自上而下的「恩賜」（如少許選舉議席的開放）或支撐著既得利益集團的「神話」（如市場化、經濟全球化是民主的保証....之類）。 十年前的六四後，很多人發現其實或多或少都要自我裝備與治療，才可面對連場的荒誕而沉淪的景象---包括大陸上的白色恐怖、及香港「民主派」化六四為選舉政治中兵家必備的招牌菜式，但由此開展了的卻是長期的「特殊利益團體政治」，如爭港人居英權一類議程、或日趨鳥籠（櫥窗）化的「民主選舉」卻一樣獲「民主派」戳力參加等局面。面對此，我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選擇了沿用兩個我在十年前「六四後」自我反省的通道。這些通道，也是一直支持我在這十年間介入一些社會實踐的線索。它們在十年前的「六四後」是這樣出現的：
一九六八年我在作中學生的胡亂瀏覽過程中，無意中跟蹤到由布拉格之春到華沙集團大軍鎮壓的消息，這未必是宇宙間最震撼的事，但對於碰巧處在那個尋找社會連繫與身份認同的階段的一個中學生來說，這事情的哀傷「結局」（對我來說是個結局，因為當時我能接觸到的媒介再也不大提起....) 是十分難以排解的。明明是美好的人道與人性發揮的追求，為甚麼就是不能實現於世間？此中的情感受創，等同身受，乃至我在大學畢業後主編一份中學生雜誌的第一期，便搞了一個「紀念布拉格之春九周年」的特輯；但之後還是決意埋葬這段無法疏導的情結。 多年後出現了米蘭昆特拉小說被世人大加注目，還拍了「布拉格之戀」的電影---但我一一不去觸碰。 六四之後終於閱讀了《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布拉格之戀」的原著)，幾個月後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成功，獨裁政體結束；但我的釋然與釋放，與「二十年後平反」、「喜劇收場」之類完全沒有關係。事實上，一來捷克在民主化之後接踵而來的「經濟自由化」中，人民的坎坷故事陸續有來；而我個人亦根本不是在「平反有望」的投射中取得救贖。正正相反，如果我的心中還能夠有踏實感覺的話，那是因為不同時空中，有人當下說了忠於事實的話、做了懷善意而做的事，而這些話與事，與「實際上」的社會改革成效，可能一點確定性的關係都沒有。當然，當下的真話和善行，已完成了暴露社會罪惡所依賴的一大支柱---僵化的假大空言---的虛弱，而那可能是「最實際」的社會參與和身份確定。在這線索的指引下，每一個人苦苦掙扎的真實歷程中所冒現出的勇氣與情操，便立體地呈達了人類共同參與的「存在領域」；簡言之，這就是在時空交錯下的種種歷鍊所提供的豐富參照與互相輝映的力量。 這亦令我在八九民運的充溢的水邊得到了潤澤與安息。
八九年的「後六四」夏天裏，我在參與一場場團體、中心舉辦的講座與課程之間，看了一套名為「街童」的印度電影。但見被壓在最底層的人民---印度的街童、妓女、赤貧者---在無邊苦海中代代相傳，悲哀得跡近乎荒謬。猛然驚覺，對於四面八方長年累月的不公不義，我們實在己積聚了太多的麻木不仁。如果我們親歷的苦難還有任何意義的話，那不該在於教我們集中放大自己的重要性，而是提示我們也許自己經已忘卻他人的苦難太久。 重返關懷關注的世界，我們才有力量，突破種種預設和保護著既得利益的現存制度，及學習在一同行過苦難的試鍊之中，捕捉那多樣而又互相支持著的生活視角的契機。 那一夜，讓我們來更深思索：在維園的萬點燭光，為誰燃點，會更加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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