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都市問題及社區運動
講者:陳志梧 (摘自OURs都市改革組織之網站資料)
很多人在看到社區這個字眼的時候,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社區到底是 什麼東西,因為,對我們台灣的社會,或是對我們漢民族的社會來講,基本上它是一個外來 的觀念,和我們台灣社會的傳統概念是非常不一樣的。 基本上,我們所講的社區的概念是由西方社會或日本社會對於社區的概念而出發的,這種概 念比較像李總統最近一直在提倡的「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一般來說,在歐洲或日本的 社會裡面,這樣的概念其實是指住在一個共同空間、共同生活環境或共同生活區域裡面的人 ,希望獲得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政治、或是其他事務的自治權,特別是對環境的自治權。而 自治以後所產生的共同意識就是一般所謂的「社區」的概念,在英文是用「community」這 個字,在台灣被翻成「社區」。可是,在翻譯的過程裡面,多引進實質環境的概念,而關於 人的共同意識這個部分就被忽略了。我在這裡要重新強調的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在過去的 歐洲或日本的社會,在整個理解上面,比較強調人的共同認同的關係。只是我在此要提醒大 家,這樣的一個社區概念在日本或在歐洲,它其實是從底層,亦即一般人的生活角度出發的 ,而不是像我們台灣今天這樣,是由李總統來號召我們,這樣是違背社區概念的。 不管過去我們人類的社會是部落社會、鄉民社會或其他,它都是一個人從他的血緣關係或是 生活鄰里關係所組成的一個共同意識,在歐洲或日本,他們的傳統的社會組織就是社區。這 樣的共同意識,在十八、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的現今社會來臨之後,基本上便瓦解了。所 以歐洲的社會學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通常認為現代社會的來臨是以瓦解社區作為代價 而產生,意思就是我們現今國家的權利或政治組織,其實就正好建立在過去傳統社會瓦解的 代價上。在台灣,台灣的歷史經常是非常奇妙而弔詭的,在歐洲或日本原來是最基層的力量 ,居然在台灣是由國家的最高領導者來叫大家形成「社區生命共同體」,剛好是一個倒反的 現象。不過這樣的現象當然是和整個台灣的社會是有關係的。因為我們台灣過去曾經歷過一 段和其他國家非常不一樣的社會,我等一下會講講為什麼台灣的社會最後是由李總統來領導 我們建立社區,這個概念其實是非常不同的。
「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要重建,現在目前國家的政策看起來是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所推動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這項政策上面的推動主要是透過其所謂的「社區總體營 造」。「社區」我們本來就已經聽不懂了,再加上「總體營造」,更是令人不解。它的意思 就是在社區各方面都要努力的經營,來創造一個社區。這樣的一個概念其實是來自我們的鄰 國──日本,在日文稱之為「町造」,整句日文的意思是「去創造一個町」,「町」這個字 在日文中有各種意思,一個市鎮可以是一個町,一個小的鄰里空間也可以是一個町。日本在 1965年或1970年以後,有一個非常長久的市民運動一直持續到現在,此運動就是他們所謂的 「町造運動」,行政院文建會將之翻譯成「社區總體營造」,因為若翻成「造町」,看起來 好像建設公司所謂的「造鎮」,故不將其翻譯成「造町」,而將其翻譯成「社區總體營」。 日本之所以在1965年或1970年提出這樣的一個概念,主要是因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即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由於是戰敗國,故由美國託管。那時整個國家的經濟受到非常嚴重 的創傷,在國家重建的過程裡面,日本採取的策略是:把大的資本集中投資到大的城市上面 ,亦即國家的主要財力都投資在大的城市上面;此外,為了要趕快重建城市,其所採取的方 式是不管如何建設,只要有建設就好了。就像在台灣,假如要蓋一個文化中心,不管蓋成什 麼樣子,只要有一個文化中心就好了;甚至,蓋一個鄉鎮圖書館,不管蓋成什麼樣子,只要 蓋就好了。我曾經去過很多鄉鎮,因為我們在台灣很多地方作過規劃;有些鄉鎮可以蓋一個 非常大的圖書館(我是覺得非常廉價,可是他們覺得已經很豪華了),可是你一進去,裡面 空空的,一本書也沒有,這個就是我們對於建設的態度。在日本,他們當然不會如此,不會 嚴重到這個程度,可是他們認為他們在前期(亦即1970年以前)對於都市建設的的態度,是 一種只要求都市趕快建設,而不太要求都市到底要建設成什麼樣子,以及它跟人民生活的關 係。日本在1980年逐漸變成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之後,國家開始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他們認 為自己是世界第一強國,可是人民的生活環境品質卻不是世界第一。我有一次碰到一些日本 「町造運動」的人,他們自認為他們日本的市鎮生活品質落後英國一百年,假如這樣的話, 我們台灣大概落後日本一百年,就落後英國兩百年。我覺得台灣現在大概仍然處在十八世紀 英國的放任資本主義經濟的年代裡面,都市冒黑煙、排廢水、污水,八平方公尺的房間裡可 以睡十三個人,我們台灣現在大概仍然在這個階段,根本還不可能討論到居住環境品質的問 題。 日本當時在1970年代開始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市民運動,從日本的某些中小城市開始,而且是 市民自己起來要求開始重建他們的家鄉。這樣的運動是針對當時日本的整個都市發展,皆集 中在東京、大阪、神戶而造成城鄉凋蔽的問題;甚至是針對著地方建設在建設時沒有長遠目 標的狀態而開始的。這樣的運動在日本大概經過了25至30年才有今天的成果,你今天到日本 去,不管任何一個鄉鎮,都有其造街的組織,也就是鄉鎮的人民組織起來去營造他們的鄉 街。任何一條再差的商業街,他們都會覺得那是全日本最有特色的一條商業街,然後把它作 成那個樣子。 在這個「町造運動」之下,日本整個城鄉的生活環境被徹底的改造。我在十一、二年前從美 國讀書回來之後,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在日本的小鄉鎮旅行,我那時候覺得日本的城市實在是 非常的醜陋,不過那個醜陋也蠻熟悉的,因為我在美國讀書時住在美國的東岸,跟台灣的生 活環境差非常遠,可是一到日本就感覺像回到了台灣;當然,回到台灣以後,又覺得台灣還 是差日本很遠。我去年因為從事社區運動的緣故,我們又到日本看他的「町造運動」,我去 了以後嚇一跳,因為有些城市我在十二年前曾經去過,我再重新去的時候,那些城市的面貌 有非常重大的轉變。當然日本政府的能力比我們現在的政府好太多了,雖然如此,日本的人 民還是不滿意,而自發形成「町造運動」給予政府部門壓力,才使他們的城市今天能有這樣 新興的面貌。甚至我們所拜訪的城市,譬如日本關西有一個城市叫做「近江八藩」,或其他 比較重要的城市,他們的市長都是市民運動的領導者,被選上市長之後就開始建設他們的城 市。在這樣的情況下,城市才開始有非常重大的改變。 在日本,所謂的「町造運動」或「造町運動」,完全是從社區自發、居民組織起來而開始的 ,一開始的時候也是經過一段漫長的過程。我們在去年曾邀請日本一個鄉鎮(四萬人的小鄉 鎮)的造街運動的社區領導人來台灣演講,他在演講時候,告訴我們他們經營鄉鎮的方式。 他原來是在東京一個建築師事務所上班,後來覺得在東京上班不好而回到自己的家鄉。於是 他就在他的家鄉默默的耕耘二十五年,主要是在連結家鄉內各個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團體。他 認為他們在前二十年幾乎沒有任何成就,最多只能辦一點活動。花了廿年的時間去聯繫好所 有的人以後,在五年內才開始做有關城市空間經營的重要部分,之後市鎮才開始有較不一樣 的面貌產生。後來他們市鎮的造町運動還曾經得過內政部造町運動的大獎。我舉此例的原因 是要說明日本的「造町」大概都是要花這麼長的時間。所以我今天所要講的「社區總體營造 運動」,並不是坐在這裡等一大筆錢來做社區就可以了,若是如此,只會把社區弄得更糟, 而不是更好。
「社區總體營造」不是靠上面的人來拯救我們,此外,「社區總體營造」是一件漫長的工作 ,不是一個工程建設的問題,而是一個人心改造的問題,也就是透過社區的重新改造而讓台 灣社會綻放出新的文化面貌,所以是一個文化重建的工作。這個文化的重建工作對台灣來講 ,有可能是要透過生活環境的重建而開始,因為從台灣的現實來看,生活環境幾乎是所有條 件裡最糟糕的。有人曾經比喻說我們是生活在豬舍的旁邊,當然很多新聞都在反駁這個事情 ,可是在實際上我們說不定比外國的豬還不好。我們台灣的生活環境品質裡的噪音污染、空 氣污染、重金屬的水污染、甚至輻射污染…等的實際資料都不太敢公佈。我們在六、七年前 曾在彰化縣做綜合發展計畫,根據我們的調查,彰化縣農田受重金屬污染的程度絕對和報紙 上所寫的不一樣,可是彰化縣的稻米生產量號稱全台灣的六分之一,所以對於台灣的環境問 題我們實在是不敢深究。台灣西部平原的重化工業和電鍍工業,幾乎是台灣外銷的命脈,台 灣外銷的主要產業就是這些重污染的工業。但有些小工廠或其它的非法工廠在沒有任何環保 設施的狀況下,從事高危險的工作,然後就直接把廢水倒入排水道裡,而這些廢水排水道也 是灌溉渠道,廢水就流到田地裡,像這樣的事情實在是屢見不鮮。 所以在台灣現實的狀況下,生活環境的重新改造可能是重新建立社區和新的文化觀的起點。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社區總體營造」其實是一個漫長的社會重建的工作,這樣的工作不 是只靠李總統、文建會、或社區教育協會就可以做到的,也不是靠我們幾個人在這裡講話就 可以做到的,而是要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我們台灣的生活環境是真的有問題,我們做為人根 本沒有人的尊嚴;我們要重建人的尊嚴,重建我們的文化面貌,告別過去被稱為貪婪的文化 面貌。這時我們才有可能為我們的社區和新社會的來臨做一些事情,這是一個漫長的工作。
現在我大略敘述一下我所觀察到的台灣環境問題和社區問題所產生的原因。我個人覺得台灣 生活環境的問題和整個台灣社會發展的狀況是息息相關的,從學界的觀點來看,台灣的社會 經過了兩波現代化而走向現代社會。第一波是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所推動的,這一波的推動主 要是把台灣社會的經濟和日本母國連在一起,而成為他們母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但在此階段,這樣的現代化推動基本上力量是比較小的;而那時日本對台灣的經營重點放在 稻米的生產和糖業的生產,也就是以農業生產和農業加工為主,此外,還有一部分的重心放 在採礦。在這樣的都市狀態下,整個台灣城鄉的發展是以地區的鄉鎮為中心,例如新竹這一 帶就以新竹市為中心,再和其它的小城市連結,最後才和鄉村連結而發展。而不是像現在的 狀況,不論什麼都和台北連在一起,例如我們今天生長在湖口這個鄉下地方,可是我們可能 跑到台北的SOGO去買東西。過去日本人推動的台灣第一波現代化運動的特殊性在於他們是以 地方的經濟和發展為主。因為當時他們的推動主要是以農業發展、農產品加工、礦業發展和 礦業加工為主,亦即以一些地方性的工業和地方性的產業為主。故在此種情況下,日據時代 台灣的城市和鄉鎮的面貌與現在是不同的。例如那時的大城市: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嘉義...等等,這些城市的大小都差不多,雖然台北市因為台灣總督府設在此而最大,可 是那時的台北市也沒有比其他城市大太多,每個大城市之下尚有一些鄉鎮,每一個鄉鎮都有 其豐富的都市生活機能,人們都到這些地方辦事,也在這裡取得都市的服務。在這個時期 ,都市的發展是比較均衡的。 雖然日本人在推動經濟現代化的過程裡所建設的縱貫鐵路和縱貫公路將台灣原本沿河連接的 此種地理連繫的空間特性改變,可是,這個改變並不是非常大,我們真正重大的改變是在太 平洋戰爭以後,亦即1960年代才開始發生重大的改變。這個改變塑造了我們台灣今日的經濟 面貌,亦即以外銷導向的經濟發展為主來建設台灣。當然,整個台灣城鄉發展的問題不只是 外銷導向經濟的問題而已,我等一下會從文化的層面來說明這個部分的問題。不過,在台灣 外銷導向的經濟的確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我們都知道,台灣在十幾二十年前曾經發生過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城鄉移民的狀況,不過在 台灣卻很少被討論。很多閩南歌曲和由日本歌曲改寫的歌都描寫了當時城鄉移民狂潮時個人 的心情。可是這並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和整個台灣外銷導向的經濟發展有關。在這樣的經 濟政策下,所有的工廠便會被集中設置在台北和高雄兩大都會區的邊緣,因為這對於整個國 家資本的積蓄來說是最經濟和最方便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為了要工作和養家活口,就只 好淪落到城市做工;同時在外銷導向經濟的配合下,以農村的農產品來培養工業,故不斷地 壓低農產品的價格,藉此壓低工資來促使工業起飛。在此情況下,整個鄉村豐富的人力就被 抽離出來而被移到城市裡頭,如此便改變了整個台灣城市的面貌,同時也改變了城市生活的 經驗。 以我自己為例,我的家鄉在宜蘭羅東,可是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離鄉背井到台北市。人家今天 問我是哪裡人時,我還可以告訴他我是宜蘭人,我從來就沒有認同台北,我不把它當成我的 故鄉。可是在我三、四十年的生命裡,我在宜蘭只不過待了十年而已,我很早就到台北生活 ,甚至有一段時間是在國外生活,像我這樣從鄉村移民到都市的人其實是非常普遍的。像這 樣的大改變,在歐洲,二百年前曾經出現過;在日本,一百多年前曾經出現過;而在台灣, 是在廿年前出現的。這樣的改變,改變了我們都市文化和鄉村文化的面貌,造成台灣整個社 會發展過程中公共道德的嚴重問題。台灣最近在國際間的道德名聲是非常不好的,這是由於 我們社會文化的價值觀沒有所謂公共面的觀點。譬如所有人都覺得只要自己賺錢就好了,只 要顧自己就好,不管別人的死活。我舉一個更白話的例子,甚至有些人覺得只要他家裝潢得 像皇宮一樣就好了,鞋子堆在樓梯間或垃圾丟在他豪華的車子外面,都與他無關。這樣的狀 況在台灣文化的各個層面都不斷地表現出來,這樣的表現,我覺得是來自我們從60年代開始 的社會轉變,在這轉變的過程中,有些傳統的道德失落了,而新的道德也尚未建立起來。 我剛剛提過在50年代以後新的經濟動向之城鄉移民的部分。從鄉村移民到城市的移民者,由 於是到城市來打拼,所以其居住大多是靠個人的打拼、家人賣土地、或是爸爸的退休金到城 市買房子;他們所買到的也只是公寓的「那一棟」房子,而不認同這個城市。亦即他們只顧 自己所居住的位置,而不顧到城市,甚至隔壁住誰他們也都不知道,他們所想的只是等他們 發跡時,他們就要從原來三重、板橋的地區遷到中和,再遷到新店,然後再遷到台北市,再 遷到台北市的大安區,最後再遷到大台北華城,這可能是他們最終的人生目標,雖然他們也 不確定是否能夠達到此目標。 從社會文化的層面來看,這樣的狀況其實是表明:在台灣城市的社會是在最近廿年才開始形 成、興起。在這過程當中,我們城市的人做為一個新社會中的人,其實沒有將社會關係建立 起來,都是一些個別游離的個人或家庭。他們關心的只有他們的家庭或是個人,他們並不關 心他們居住區域中的其他人,甚至也不關心他們的城市。而關心居住區域中的其他人和家庭 ,以及關心他們的城市所產生的認同,正是我們今天在這裡所謂的社區共同體的意識最重要 的基礎。在台灣,整個經濟改變或社會改變的狀況下,城市開始大量的擴張,特別是台北市 和高雄市這兩個大城市。最近由於炒地皮的緣故,台中也有點擴張。在這新城市大量擴張的 運動裡,台北市大部分的區域都是新區域,只有一小塊是舊區域。住在這些地方的人,誰也 不認識誰,誰也不關心誰,甚至也沒有人試著去經營一個共同生活的空間。所以在新的城市 裡,並沒有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同時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從鄉村移民到都市,所以也造成過去 依附土地的農村完全凋蔽。所以我們今天到台灣的農村去,看到的就是一些老人,或是老人 帶著孩子送回來的孫子。所以在台灣的農村只看到兩種人: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和七、八歲以 下的小孩。也就是說,這種大量的城鄉移民完全瓦解了過去鄉村作為社會最重要的力量,也 瓦解了鄉村傳統的社會關係。這時在一個新社會來臨的時候,鄉村就無法扮演它重要的角色 ,也甚至無法持續過去傳統的社會關係,這時鄉村的社會關係不但凋蔽,而且也有了新的、 重大的轉變,台灣地方政治的流氓議會大部分皆是鄉村地區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農村社區其實有一個重大的轉變。當然我剛剛的分析是說外銷導向經 濟促成了這種現象,可是實際上也不只,因為台灣過去四十多年來戰後的歷史,其實在文化 的歷史上,是一段非常獨特而被扭曲的歷史。我在很多城市住過,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我 最大的感觸是:美國很多城市的歷史都非常短,因為開發的時間不夠長,所以某個市鎮可能 只有一百年的歷史或是七、八十年的歷史而已。可是不管你到哪個城市,他們的書店裡總是 有一角有各種各樣的書來介紹這個城市的歷史,連一個最爛的養馬的馬房都有歷史。我十幾 年前去美國讀書看到這個情況,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在我們看來最沒有歷史的美國人(中 國有五千年的歷史),卻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各種歷史呢﹖我到日本時,有一次到京都和一 戶人家聊天,他跟我們說他們在修房子圍牆的時候,發現了一根他們祖先蓋圍牆的木頭。他 們找到那東西的時候,就想起他們祖先當時來到這裡的情形。我們在聊天的時候,我就問其 中一人說:「你們這社區的人好像都住很久,你們在這裡住多久了﹖」他回答說:「唉,我 們家住的時間比較短,我們只住了五十年。」我一想,五十年,我家住在宜蘭都不到五十 年。他指著另一個人說:「他家在這個地方已經住了三百八十年。」他們對地方歷史的深度 和長度和我們都不一樣。 我大概三年前到中國大陸,我們原先覺得中共似乎最不喜歡歷史了,有文化大革命、大破壞 甚麼的。我們有一次去蘇州,蘇州人到現在都還非常討厭越國的句踐,他們在講其歷史的時 候,都要和吳王連在一起,他隨便和你講一顆石頭都是從吳王開始而講到現在。你去蘇州看 看,每一個你在街上碰到的販夫走卒、開車的師傅、做麵條的…等等,都可以和你講城市的 歷史。只有在台灣,大部分年輕人都不知道城市的過去是什麼,不知道家族的歷史是什麼, 不知道地方的歷史是什麼。這樣悲慘的文化狀況,我猜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有,沒有地方會 再有了。這樣一個悲慘的狀況,讓我們碰到選擇歷史和現代化時,就沒有任何協調的餘地, 我們一定要選現代化,因為我們覺得歷史都是很可笑的,只有像我這種站在台上的笨蛋才要 歷史。現代化最好了,大家都有利益,可是利益是不是一定優於歷史呢﹖這好像只有在台灣 社會才這麼確定,其它地方則好像不是。 我要提醒大家,我們今天在台灣所有的東西都要讓位於「錢」這個東西,其實是我們台灣過 去四十多年來悲慘的歷史,是因為我們在過去四十多年來的特殊政治條件下,我們無法認 同一個地點、無法認同一個社區、無法認同一個族群的緣故。今天這個悲慘的歷史,因為是 一個歷史的悲劇,我們也沒有必要在這個地方挖痛它,我們重要的是說,我們今天認識到這 一點,今天台灣的社會也有一個這麼重大的改變,而且要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我們要如 何重新看待這些東西。我再從日本的「町造運動」來講,日本的「造街運動」,也就是「社 區總體營造運動」,他們因為非常的蓬勃,所以你到日本的書店,可以看到各種教你如何造 街的書。他們出了很多造街手冊,例如教你六十一種方法來整理自己家鄉的生活環境。他們 通常翻閱的第一個守則,它會跟你講說:你要造街,你要重視兩個東西。第一個是你們家鄉 和家鄉附近的生態環境,你一定要非常寶貝它;第二個守則就是你們要重視你們家鄉和家鄉 附近的歷史,你要非常寶貝它。所以你到日本看,不論什麼破東西都被他們非常的寶貝,而 且他們都覺得這是非常有特色的,甚至要好好的愛護,然後把它發揚光大。可是這些東西在 我們台灣,正好是大家覺得最沒趣的;所謂自然,也只有環保人士才會喜歡;歷史也只有像 我這樣站在台上的人才會喜歡。這樣的狀況,讓我們台灣各種城市的生活環境變得非常不 好,因為我們在態度上對自然和歷史採取一種非常歧視的態度,以致於我們在我們的環境經 營上面,是不能變好的。 當然在台灣整個生活環境的變換中有非常多的問題,很多因素在這裡面作用,有一部分是政 府公共部門的投資對城鄉部分的投資是非常不均衡的,大部分的錢都投資在大城市,特別是 台北市,所以前一陣子高雄就用爭辦亞運來抗爭南北不均衡。甚至我們對於文化和歷史的忽 視,導致我們城市在做都市計劃的時候,從來不會想到這些問題。我們所有的都市計劃,就 是把所有的東西都破壞掉,然後都市計劃就被當成唯一可以炒地皮的工具,是讓地方的政客 來分享政治利益的黑箱而已。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都市計劃根本不可能改善我們的城市,不 可能讓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好。所以我們任何一個都市計劃的建設,只會破壞我們的城市,只 會把它變得更不好而已,從來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都市生活環境和 鄉村生活環境,當然有非常多的問題。 城市裡面的問題舉例來說就是噪音汙染、色情侵入住宅區…等;而鄉村的問題就是公共設施 的投資不好、自然的破壞、金屬污染…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到底要如何來面對這些問題 呢﹖我剛剛已經講過,我覺得台灣現階段的環境問題,只有靠我們自己來拯救,把我們自己 組織起來,來想我們自己家鄉未來要怎麼辦,這樣才有可能。這樣的事情在台灣並不是沒有 例子的,現在台灣的鄉鎮,逐漸有一些社區的人開始自己動員組織起來,思考他們的社區應 該怎麼辦,未來應該怎麼發展。這個事情有一部分我們在新聞上比較容易看到的,是台北市 的社區,譬如像芝山岩社區,他們就覺得他們芝山岩那座山是非常重要的,然後未來要怎麼 經營…等等。像我們看到的福林社區,他們覺得他們河岸的那些綠帶是非常重要的,他們要 自己經營管理它,甚至還透過居民的參與做了一些設計,請市政府來幫忙他們實現和改善。 其他還有如高雄柴山的保護運動…等。當然,有些社區的運動會被報紙渲染成暴力,譬如反 五輕、或是林園的運動。可是就我們來看,那些基本上都是社區的居民在爭取自己生存權的 運動,都是應該被尊重的。甚至那些如貢寮的反核運動,也是應該被尊重的。關鍵就是我們 要怎麼樣透過一個磋商、諮商的過程來取得社區的共識。 我在這裡要重新強調一次,日本要進行任何一個公共建設,絕對不是國家派警察的暴力來做 這個事情,他們一定是不斷的「懇談」。比方說他們現在要做一條路通過一個社區,社區居 民如果反對的話,他們一定要去「懇談」,也就市政府的官員要去懇談,要拜訪每一戶人家 ,跟你談這個事情的重要性、為什麼反對、你的困難在哪裡、以及我們要如何解決…等,一 步一步的解決。所以他們任何一個公共建設,懇談會至少都要三百次以上。我們在臺灣做事 時哪一次曾經和社區的居民講過﹖從來沒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做一個公共建設,當然 抗爭是非常多的。我個人的觀點是:這種抗爭我們都不應該將之視為暴民的行為,而應該 將它當成是決策有問題。甚至縱使像日本這樣愛好歷史的國家,他們要進行歷史保存也必須 要進行社區的懇談,必須要不斷的拜訪你,去和你懇談,讓你了解這個保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對他來講是非常有意義的,甚至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問題,這時候他才有辦法進行保存。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甚至在我們社區的居民沒有組織起來之前,沒有意識到自己的 權利之前,也不可能發生這種懇談。這只有社區的人意識到他們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國家要 做任何建設都要來徵詢他們的時候,這種懇談才會發生。所以臺灣的整個社會裡,我覺得應 該要有一個非常長遠的狀況,就是要重建社區中人的關係、重建他們對環境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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