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離奇反民主 " 陶傑、劉細良、沈旭暉
( 02.02.2004 )
自七一後，香港政圈生態有如回到制訂《基本法》時，大家都在政制這條老戰線上再度交鋒。民主派依舊在爭取全民普選，而大商人照樣老調重彈，成立各類聲稱「政治中立」的組織反對普選。
在外人眼中，香港商人反普選是很怪誕的，因為西方議會政治，本來就為大商人度身訂造。現任美國副總統切尼，就是一名富有的石油商人。日本、台灣等地的政黨，通通是當地財閥的代理人。就算是英國工黨，今天也被商人們變得甚有保守黨的影子。西方的大財閥，在議會制度下如魚得水，真正做到了商人治國，為何香港的大商人們，卻對議會民主制度怕得要死？
中國人搞政治從來都有泛道德主義二分法問題，他們不去嘗試改變政見不同的人。因此，香港商人見到民主黨數名高層被沒收回鄉證，就不敢去加以投資。商人既然不投資民主黨，當然不要指望民主黨會有任何的改變。
另一方面，商人們以憂慮梁國雄、李卓人等當選為理由，反對普選政制，在邏輯上相當有問題。英國工黨是主張社會主義的，但為何英國工黨沒有把英國變成共產國家？
只要政制的設計完善，就算梁國雄當了香港特首，也不會把香港的制度與過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統合起來，要把商人的財產通通沒收。商人們因梁國雄等幾個人而反對普選，正反映了中國人對制度的不理解不信任。大概只有中國人社會，才會為了某個人而反對整個制度的改變。
政治水平不高的香港商人，以種種奇怪的理由，拒絕在香港政黨政治的基建上注資，用二十多年前的老把戲，成立一些「論壇」、「協會」，聲稱要建立一個政治中立的「平台」，以掩飾他們在二十多年來沒有進步的劣績。
不過，時代己經改變。自彭定康出現後，香港的政治氣候己經大幅改變。現在香港政治己經脫離了侏羅紀時期，進入另一個新時代，與主流文明社會接軌。侏羅紀時期的動物，只有蟑螂最後能夠「與時並進」留到今天。如果香港商人仍以二十多年前的手法反對普選，他們最後只會變成香港政治博物館裡一片供後人觀賞的化石。
2.
" 中印之爭 " 陶傑、劉細良、馬鼎盛
( 27.02.2004 )
世界各國都有她的知識分子。很多知識分子都因其對社會的抱負，看到了世上的不公，因此懷著一腔熱血加入政壇。不過，他們之中不少人最後卻好心做壞事。得出來的結果，與當初從政的目的剛剛相反。
知識分子往往不能藉從政來改革社會，因為國家機器本身是一個巨大的黑洞。特別在中國社會，任何的君王最後都會成為了權力黑洞的中心。知識分子被權力黑洞吸走後，漸漸會失去自我，成權力中心既得利益分子一部分，令國家機器更為邪惡。例如郭沫若學識雖然豐富，在加入中共前亦有理想。不過他加入中共後，就開始變質，成為毛澤東麾下的一個打手。正氣的知識分子，融入建制後所得仍是負數。
在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很難獨立。皆因儒家文化鼓勵知識分子忠君愛國，以當官為人生最高目標。當知識分子對官位有所渴求，便會千方百計吸引君主的注意，墮入權力的黑洞之中。最後不是失去了獨立人格，便是為了博君主的注意，不惜做出一些奇怪的行為。像戰國時的屈原，他對君主的感情便已超乎常人想像，猶如情侶。
若知識分子不想墮入權力核心，那只好選擇跟從道家哲學的路線，退隱山林當隱士，或成為一名佛教徒，最終看透紅塵遁世為僧。不論道家還是佛家，都是以消極避世的方法維持獨立人格。清譽可以保住，但對社會難再有貢獻。毛澤東上台執政後，連農民都成為政治狂熱分子，知識分子更無法在中國境內隱居避世，受迫害的知識分子除了自殺，便要流亡海外，投靠外人。
西方社會，伏爾泰等人建立了獨立知識分子的傳統後。知識分子不必當官，也可以透過各類智庫組織，發揮對社會政策的影響，但不用當任何君王的附庸。而知識分子亦可以透過其他不同的方法，在維持獨立思考之餘，又可以過不錯的生活。像在金像獎頒獎禮中大罵布殊的美國導演Michael
Moore，便是當中的表表者。他大罵布殊，但完全無損他在荷里活的地位。
中國有句老話：「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不過中國知識分子從來都享受不到無欲則剛那種光榮，反而西方知識分子才可以獨立剛強。不能孤獨，其實也是一種悲哀。
4.
" 改名怪談
"
陶傑、劉細良、李永銓
( 25.03.2004 )
中國大陸有一批彪形大漢，他們的名字多是中間有「小」。像江小明、李小強，都是近年來中國最常見的中年人名字。由於他們長大成人後，他們的名字與他們的年齡極不相稱，相當惹笑。因此，不少人在長大後便把「小」字，改成國語上同音的「曉」。
不過，「小」、「曉」兩個字泛濫，還不是最惹笑的怪談。現在中國的電話簿，你會見到一大堆同名同姓的名字。很多人的名字都相當精簡，只有兩個字。而他們都愛選用一些共產黨味道濃厚的字，例如「紅」、「軍」。由於同名同姓的人太多，多得在同一個城市內，可能有數百，甚至數千名同名同姓的，要在中國找到正確的電話號碼，比大海撈針還要困難。
其實上述的怪現象，正是一個時代的烙印。這荒謬的現象，是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運動的餘毒。
中國尚未被共產黨解放前，改名是一門學問。由名字的選字便可以知道對方的家世，以至籍貫。像廣東一帶的海味店，多數都有隆字。見到海味店名字以隆字作結尾，便可以知道這海味店的東主，多數是來自廣東省。而解放前的人，除了擁有姓名，還會在長大後改「字」。而工作上的同事，以至其他的朋友一般只會用「字」來稱呼，而不會直呼其名。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何人替兒女改了一些具封建色彩的名字，都可能招惹附近街坊組長的舉報，甚至引來紅衛兵的批鬥，最後要千方百計「自絕於人民」，一死了之以求解脫。當時的人為了顯示自己有多進步，避免受到紅衛兵的批鬥，他們都挑選了與革命有關的字替兒女改名。而「紅」、「軍」等字，正正切合了時代的需要。在文革的恐怖統治下，姓名學都變成了一問明哲保身的學問，中國傳統文化中精緻之處，亦因此而淪亡。
中國的姓名怪談，其實只不過是文革血淚斑斑歷史的其中一個章節。在沒有自由民主的年代，連改名的自由也欠奉時，人人都要這樣改名。縱使名字古怪，但變成了一種集體行為時，太家亦不足為怪。文革的悲哀，都見諸於細微處，無法遁形
。
5.
" 今朝君體已相同
"
吳志森
( 05.05.2004 )
鄭經翰封咪，不少討厭他的人奔走相告，額手稱慶。但我作為傳媒工作者、同時段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我感同身受，只有物傷其類的悲涼，肅殺之氣，撲面而來。
鄭經翰說，封咪雖然基於個人理由，但近期的政治低氣壓，令他有窒息的感覺，不少有影響力的人勸他少罵政府，然後公司給人淋紅油，家人受驚，令他有莫大壓力，身體健康也受到影響，要認真思考自己的角色和去向。
去年七一50萬人上街，當權者認為傳媒發揮着巨大推動力量。月前已有消息傳出，中央認為，香港的「一報一刊兩張嘴」，是香港政治亂局的最大禍端。整頓傳媒已擺上議事日程，定為下一階段的重要工作。
香港的言論自由何等脆弱，不需動刀動槍，不需拉人封舖，不需要有什麼大動作，也毋須疾言厲色，只要放點聲氣，稍稍運用蘿蔔和大棒子，給幾個老闆嘗點虛榮，就可把傳媒操弄於鼓掌之上。
數月之前，鄭經翰受到廣管局警告，也曾經封咪，有人乘機提出不要給商台續長年期牌照。我曾在本報撰文，提出要大家珍視言論自由，要有「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壓迫感。我就愛國論、人大釋法在電台節目中提出溫和的評論，左派報紙一個月內發文五篇點名圍剿，也有人對我作出善意的提醒。我在傳媒工作超過20年，已嗅到「今朝君體已相同」氣味。
香港的言論自由根本沒有具體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是靠每個醒覺的香港人去堅守、去捍衛。有人處變不驚，有人習以為常，也有人認為在強權面前，一切理所當然。今天是鄭經翰，下一個是黃毓民，再下一個會是誰呢﹖當言論自由如骨牌般倒下，要後悔已來得太遲。
6.
"
名嘴接班人 " 陶傑、劉細良、邵家臻
( 13.05.2004 )
本台兩位名嘴大班、毓民暫時休假，其實正好是千千萬萬個少年大班站起來的好時機。不過在這個空檔時間，這些少年版名嘴，又怎樣能夠成為大班毓民這等級數的名嘴？
作為名嘴，固然要有本身的觀點。但除了有觀點，也要讀點書，專攻某些固定課題，多看幾本書，多點在互聯網上做研究，努力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像黃毓民是國共鬥爭史的專家，光是這點已夠吃香了。
而名嘴之所以成為一門專業，因為各名嘴都有本身的演說技巧。黃毓民說話時，有著一種抑揚頓挫的朗誦節奏。他可以低吟一段，製造憂患感覺後，突然轉用慷慨激昂的語調，這不是光是罵人夠大聲，便可以去做名嘴。年青人可以多點去聽他過往的節目，並加以模仿。
除了技術上，知識上的因素，名嘴要有膽識去批評當政者。如果你自命缺乏膽識，就不如投考政務官，成為像林瑞麟般的高級速遞員。但除了夠膽批評當政者，甚至有膽蔑視群眾。像台灣的名嘴李敖，他可以傲視一切，不單看不起國民黨，同樣看不起台灣人，更看不起中國文化。他的女兒繼承了父親這方面的特質，以高等華人的身份在北京鬧個天翻地覆。
不過除了膽識，亦要有大邪若正，大正若邪的特質。像黃毓民除了是一名學者，對賽馬亦有深厚而獨到的認識。他雖然結交了不少綠林好漢，但他現在亦是一名基督徒，四處傳揚福音。而大班晉身成為一代名嘴前，也是傳播界的傳奇人物。
商台不可能讓每位少年名嘴佔用大氣電波，那少年名嘴們何來機會突圍而出？還好，現在還有互聯網，網上電台的成本不高，技術亦不複雜，像四十五條關注組的網上電台，最高紀錄便有八百多名聽眾收聽，成為了地下電台的經典。機會不是別人給予，而是自行製造。
但香港的言論自由，並不是只靠兩名名嘴。兩位名嘴放假，正是香港公民社會成熟程度的考驗。如果香港人熱愛言自由的話，成熟的公民社會，兩位名嘴放假影響不是那麼大，不用別人教你怎樣去做。
7.
" 香港最後的貴族
"
張文光 ( 22.05.2004
)
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悲情和抑鬱。
中央否決了香港的民主，人大打壓了香港的法治，港人看到了真正的強權政治。中央的治港政策，是遇神弒神，遇佛弒佛，要港人領教阿爺的天威，可垂簾聽政，可君臨天下，可指點江山，大地就是黨的天下。
香港從來沒有民主，唯一引以為傲的價值，就是自由和法治。人大釋法，法治崩解，只要言論自由仍在，港人還可以在大氣電波，抒發心中的不平和憤慨。但鄭經翰去了，黃毓民去了，連李鵬飛也去了。名嘴們在肅殺的政治低氣壓下相繼離去，前後不過十三天。十三不祥，白色恐怖恍如鬼魅，赤色恐懼恍如紅油，讓港人感到抑鬱、恐懼、窒息和憤怒。
中央對香港的打壓，政治上是打擊民主，輿論上是修理傳媒。中央扼殺了民主進程，卻壓抑不了自由輿論，「一報一刊兩支咪」，被視為50萬人上街的黑手，是必須清理的政治毒草。朱育誠說﹕香港不能成為「獨立與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因此不容毒草蔓延和散播，影響9月立法會的選情，讓民主派邁向議會半數，讓中央指令不能一竿到底，讓特區管治不能行政主導，讓香港走向政治失控。
媒和輿論，從來是沒有硝煙的戰爭，更是戰爭中的政治高地。所謂白色恐怖，是藉着自律、分化、統戰、打擊、利誘，收購傳媒報刊，買起言論自由。所謂赤色恐懼，是槍打出頭鳥，是殺猴警雞，是封咪滅口，讓名嘴消失於大氣電波中。儘管強權可以壓抑民主法治，恐懼可以扼殺言論自由，但卻不能挽救特區的管治危機。港人的積極反抗和沉默抵制，統治階層和普羅百姓的離心離德，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的矛盾衝突，將成為回歸最深的傷口，滿是悲情，盡失人心。
香港的抑鬱和憤懣，無奈和無能，悲哀和悲情，激昂和激動，將香港分裂和撕裂。前所未有的權力分化，政治階級，將摧毀香港的和諧與平安。香港人開始明白，台灣的悲情與激動，不過是弱勢者的反抗和呼號，是失望者的聲音和吶喊。中央永遠不能明白，所謂民主鬥士，名嘴名筆，不過是時代的波濤和浪花，真正澎湃的人民力量，是洶湧不息的海洋和人心。
香港的抑鬱也曾是中國的抑鬱。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曾讚揚康同璧母女是中國最後的貴族，她們恍如英國的紳士和君子，正直無私，不畏艱難，不怕犧牲，有着榮譽與良知。
香港也需要現代的貴族，不靠家族，不附權勢，不問富貴，卻有着英國君子的尊嚴與良知，有着中國士人的風骨與氣節。居廟堂之高，不改其志﹔處江湖之遠，不易其心，在這抑鬱和悲情的歲月裏，做香港最後的貴族，見證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