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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近年以来，司法腐败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重视。人们似乎已经形成
了一个共识：“司法腐败”就等于司法不公，也就是司法机构枉法裁判、任
意出入人罪。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另一类型的司法不公，它与“司法
腐败”一样具有腐蚀、消解司法这一“社会正义最后堡垒”的负面作用。对
此，社会各界似乎还缺乏充分、清醒的认识。
我们先来看案例：广西某市一法官私自接受了原告的请求，决定“帮助”
他讨回欠款。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３日，法官与原告一起找到被告，在向被告
“了解情况”后作了谈话笔录，临走时还告诉被告：必须还清欠款，否则既
可以“按民事处理”，也可以“按刑事处理”。第二天，法官又来到被告家
里，将一份民事判决书送达被告，该判决书明确判定被告“败诉”。在被告
当场提出质疑之后，法官又向他补送了一份起诉书。
这个案件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法官与原告进行“单方面接触”，
共同向被告展开调查。二是法官没有经过送达起诉书、立案、开庭、评议、
宣判等法定程序，就擅自作出了不利于被告的判决。在这里，姑且不论法官
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判决，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法官违反了诉讼程
序，造成了严重的程序不公正。这种不公正也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另一类型
的司法不公”。
“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句
著名的司法格言讲的就是法律程序的重要性。所谓“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
，其实就是要求法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程序，通过与当事人进行理性的交涉
和协商来产生判决，从而让他们感受到判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
法官仅仅自己相信判决的公平和正确是不够的，他还必须通过程序向当事人
进行说服，使其从内心信服裁判的结论。同时，法官还必须使那些未曾经历
裁判过程的公众，对裁判结论的公正性不再心存疑义。
那么，为了产生“令人信服”的结论，法律程序本身必须具有哪些内在
品质？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人们就认为所有法律程序都必须同时听取控辩双
方的意见。这两项“自然正义原则”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根据第一项
原则，法官要维持公正的形象，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与案件或当事人不存
在利害关系；不对案件存在先入为主的预断；不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这样，
法官才能保持为公正裁判所必需的中立性和超然性。也只有这样，当事人以
及社会公众才不至于对其是否出于公心存有怀疑。
根据第二项原则，法官在作出裁判之前，都必须允许当事人充分地参与
裁判过程，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证据，对对方的证据和意
见提出质疑，并能够对法官的结论施加积极的影响。因为只有这样，当事人
才能真正感觉到自己成为法官的对话者、协商者和交涉者，而不仅仅是消极
地等待国家处理，被动地承受官方的追究。也只有这样，当事人才能有被尊
重的感觉，从而自愿接受哪怕是败诉的结果。
不幸的是，在司法实践中，“自然正义”的这两项原则经常遭到漠视甚
至有意的违反。正如在前面的案例中，法官本应保持中立的形象，却肆无忌
惮地与原告进行“单方面接触”，并公开与原告一起，策划出让被告无法防
备和抵御的“突袭性裁判”；他明明知道判决会对被告产生不利的影响，却
避开整个司法程序，在被告作出辩解的情况下，炮制出一份所谓的“民事判
决书”。法院很可能会辩称：这样做尽管违反了程序，但只要没有造成“错
案”，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这种法官是在明目张胆地破坏国家
的法制，败坏审判人员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这种“司法裁判”行为不
仅完全不能令人信服，而且只会引起人们的怀疑甚至抵制。如果说个别案件
的裁判不能使人心服还不算什么大事的话，那么几件、几十件、几百件甚至
上千件案子因程序不公所导致的“难以让人信服”的现象，就足以对法院的
威信和形象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了。
实际上，国家建立司法制度的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庭这一窗口，给
予每一个公民以公正的关怀，对每个人的权益给予同等的关注；即使对于那
些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的人，也必须维护其人格尊严，给予他们进行充分辩
解的机会。只有这样，社会公众对于法官才会产生自觉自愿的尊重和信任，
并具有维护这一法制制度的良性动力。在当前的中国，减少程序上的司法不
公与克服司法腐败一样，都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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