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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稚子吃皇粮，十岁幼童穿官衣。
这是传奇小说，这是裨史演义？都不是，而是当今发生在宁夏同心县的
真实故事。据报道，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该县粮食局局长陈某将自己年仅９
岁的儿子录用为本局合同制工人，一年后转为国家干部，四年后又调入检察
院，成为中学生“检察官”，每月享受３４０元的国家工资；随后，他１１
岁的女儿又一边读小学一边手持组织部的调令进了法院的大门。县法院院长
不甘落后，１９９３年底将１０岁的儿子“招工”，并于１９９７年５月调
入检察院转干。即使如此，上述三人还不属同心县的“最年轻干部”，更有
一名女童４岁便开始计算工龄，５岁就成为在册干部。这种现象在同心县决
非个别，其根子就在于先后三任县委书记起了“率先垂范”作用，带头为自
己的子女非法转干，而且均在县委、法院、公安、财政、工商等实权单位。
既然上梁不正，下梁也就很难不歪了。
是同心县富得流油，不得不提前安排就业吗？恰恰相反，该县以“苦甲
西北”而闻名，境内沟壑纵横，十年九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长期靠国家
扶持，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脱贫任务特别艰巨。此县之所以一贫如洗，客观
条件固然是一方面，但腐败现象无疑又雪上加霜。当地某些官员不思勤勉敬
业，造福桑梓，却利用手中职权谋一家之私。据统计，仅１９９１年至
１９９８年７年间，同心县就有三百四十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转为国家干部。
全县仅有３３万人口，吃皇粮者就达１．１万人，超编两千八百多人。
当地地方财政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庞大的“皇粮”队伍找饭吃，哪有精力
发展经济？仅１９９７年一年，同心县就挪用自治区划拨和福建省援助的支
农打井资金２２３万元，在常年干旱的同心县，这笔钱可是农民的活命钱啊，
可它却变成了贵夫人和公子哥们的零花钱！
耸人听闻的腐败，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
但引人深思的不仅是腐败，还有比腐败更深层的东西。是何动因使这些
官员公然违法乱纪，是何心态使人对“吃皇粮”、捧“铁饭碗”趋之若鹜？
这自然有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功利心理，有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封建观念，
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劣根很深的惰性意识和自安心理。惰性意识和
自安心理在当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靠单位”、“吃皇粮”、捧“铁饭碗”。
农民想当临时工，临时工想转合同制，合同制想转国家干部，多少人都削尖
了脑袋往所谓的“好单位”里挤。
自己的企业亏损了，不是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而是托门子扒窗户调往效
益好的企业。企业的效益再好，工资再高，也愿意挤进事业单位。事业单位
的工作环境再舒适，也愿意调进机关。人们把自己的前途命运紧紧地拴在
“单位”这棵大树上，人们选择职业时考虑的多是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多少实
际利益，而几乎不考虑这一职业是否适合自己或者自己能否满足工作的需要。
这一怪现状所以存在，是因为长期以来单位不仅仅是工作场所，更重要
的还是生存依托：住房、医疗、福利、甚至入托、上学、洗澡、看电影……
等等，人只要一进单位，便如同进了保险箱，被舒舒服服、无忧无虑地养起
来，直到退休，直到进火葬场。一个“单位人”如果离开单位走向社会，就
像离开父母呵护的呆傻儿童，不知所措，很难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二是使人的惰性意识和自安心理越来越重。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成了“单
位人”，便达到了人生目的，从此即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干与不干，都
少不了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吃皇粮者越多，财政负担越重，如同越来越多的
人同挤一条船，终有沉没的那一刻。而人越依赖单位，就越是加速能力的蜕
化，能力越是蜕化，越是离不开单位，拼起命来往单位里挤，往“好单位”
里挤。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多么可怕的社会病！
古之先贤早就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
民族，皆然。古今中外，没有哪个盛朝不具有威猛骠悍的征服气概，没有哪
个强邦不具有个性伸张的挑战风格。眼下，惰性意识和自安心理已成为社会
进步的重大障碍，因此当今中国急需两个解放行动：一是解放单位，将单位
从无所不包的安乐窝变成单纯的工作场所，而由社会提供人们所需的生存条
件，彻底消除滋生惰性的物质基础；二是将人从单位中解放出来，推向充满
竞争和风险的社会大舞台，使其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与搏击能力。
我们所提倡的这两个“解放”实际上就是建立这样的机制。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不能体现在养闲人、养懒人上。我们盼望着这样的动人情景：单位靠效能
存在，人们靠本领吃饭。懒惰者没有存身之地，自安者将被自然淘汰。果能
如此，多年来压得财政直不起腰来的超编现象自会烟消云散。更重要的是，
这样可以培养国人自强自信的独立人格，张扬社会不耻懒庸的奋斗精神，再
造民族履艰赴险的无畏品质。有了这些，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200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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