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观察网站

　　７月１日《武汉晚报》报道：武汉童车厂职工廖世刚、陈福鑫为告倒贪
污厂长，个人花费近万元。当他们面对４００元奖金时，慷慨地说，为反腐
倡廉尽到一个公民的义务，我们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也就没有必要讨论１００００元对４００元的“逆差”。但我
的兴趣恰恰是为告倒贪官所付出的这一大笔费用“逆差”上。

　　近万元的花费，对于一个官宦之家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下岗职工
家庭或贫困家庭，就不是一个小数了。如此付出，面对贪官、面对所了解的
腐败分子的种种犯罪嫌疑，告还是不告呢？如果说告贪官只有先把家底攒得
厚厚的，手中必须捏着大把大把的钞票，那无异于剥夺了贫困和不富裕阶层
以及不甘作这种支出者对贪官的告发权。

　　自费告贪官。这些费用又花到何处呢？恐怕在这样三个方面都得有所付
出：一是要跑“有关部门”。现在“有关部门”的门实在不那么好进，一次
来了找不到人，二次来了人不在，三次来了在开会，四次来了会正开。就算
找到人了，没准儿还不被理睬，于是再找另一个“有关部门”，于是由县及
市，由市及省，由省及中央，层层上告，南征北战。腿跑细了，运输公司给
跑肥了。时常听说，有人告贪官告得倾家荡产。的确，河南舞钢市八台镇副
镇长吕净一告市委书记李长河就是一例，不仅告得人财两空，还把自己告进
了监狱，告得妻子丢了性命。二是材料费和邮资。过去说：“花他八毛钱，
让你查半年。”虽有诬告掺杂其中，但就是有真凭实据，现在何曾听说为八
毛钱查半年的？怎么办？复印大量的举报信，党委、政府、人大、纪委、检
察院、新闻机构处处都寄，县、市、省、中央、直到最高领导人，层层“速
递”，只能指望“东方不亮西方亮”。三是调查费。举报要有证据，否则就
成了诬告，套不住狐狸反被狐狸咬。个人取证无疑是件复杂的事，尤其是异
地取证，要食宿费、交通费、电话费，甚至给知情人以好处。而这些显然都
不是千儿八百就能打住的。如此算下来，告贪官仅花万把元算是少的，也许
某一日像“假日经济”一样，还会形成个“告贪官经济”。

　　再来看看廖、陈二人的开支，报道说，为向检察机关提供准确的事实和
证据，他们自费到河北某企业暗地调查，回武汉后又多方打探。看来，这近
万元的开支主要用于取证。他们为何要自己取证？是自作多情，还是迫于无
奈。显然，出于前者可能性小而后者大，没有谁钱多得没处花去做这种并不
太好玩的游戏。而这种无奈实则是对纪检、检察部门的无奈。他们知道如果
举报人不把确确凿凿的证据握在手里，就不会被人当回事，甚至被“出卖”，
随之而来的是成为诬告、被反坐、遭打击，最后丢饭碗，一家老老少少跟着
挨饿。为了不让自己与企业一起垮掉，在“破财”与“反坐”之间，他们只
能选择前者。

　　为举报贪官付出大笔钱财，这实在不是举报者的荣耀，而是司法部门的
耻辱。

　　早些年似乎就有彻底清理司法腐败的说法，这种清理不只是清理已经走
到极端的像“三盲”院长姚晓红、随意枪杀无辜的派出所所长杜书贵这样的
败类，更要清理的是那种“民不告，官不究”、“民虽告，官也不究”的无
所作为的作风。如今的腐败已完全不是那种遮遮掩掩、藏藏掖掖的勾当，而
是明摆着在马路上的（车子）、小区里的（房子）、挽在臂上的（情人）以
及宾馆里的（吃喝嫖赌）的豪迈。凭此缉拿贪官，可以说拿一百个一百个不
冤枉。可有多少人被缉拿，不知是不是也要等着老百姓花钱取证来告发？

博讯新闻网　　2000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