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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功秦

　　１９９８年春夏之交，我在美国各地访问，估计正式见到的美国受访者
不下一百人。如果有人问我，你觉得对美国公众的政治态度印象最深的是什
么？我想，我的回答是，美国政体被一种更深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
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

　　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
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反而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
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
得不做得更为有效，更为清廉。更具体地说，当一个心地很坏的人，由于处
处害怕做坏事而被人发现，而不得已不做坏事，在这个时候，他就自然而然
地成为一个“不得已”的好人。这种“不得已”的好人，与心地天生善良的
真正好人，二者当然有区别，但这种区别对社会来说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

　　这种对政府与官员的近乎本能的政治警醒，使美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着无
数由公民自发组织的社团。各种民间组织的存在，似乎专门为了与政府作对。
他们这种永不改变的怀疑政府的精神，是美国民间社团生命的基石。

　　我在威斯康辛麦迪逊访问过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成立的目的很简单，就
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监督政府官员，不允许这些公仆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礼品。
这个州通过的法律是如此的严格，以致一个官员接待访客时喝一杯咖啡，都
必须自己付钱，否则就会被当作受贿论处。这个州能通过如此严格的限制性
法规，并能大体上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行为，当然与民间社团强大的压力有
关。

　　一个名叫“我们，人民”的传媒联合组织，是由一些电台、电视台、报
刊传媒从业者共同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旨在让公众参与政治过程，了解政
治，监督政府，使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压力团体，
是华盛顿的“共同的事业”。它成立于七十年代，其宗旨是“继承美国的一
个古老传统：通过尖锐地批评政客，来达到公民所希望见到的结果”。他们
正在从事的一件事，是争取美国通过法律来限制私人的政治捐款，例如，每
次捐款数不得超过五千美元，捐款人必须公开自己的姓名与身份，以便让社
会监督，等等。他们鼓动公众做成这一件事的方法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
让参加他们组织的人们，不断地通过写信、发传真、发电子邮件给议员；或
通过要求议员亲自接见，以此来向议员提出诉求，以这种种方式，来争取议
员同意通过上述立法。

　　在美国，一纸条文一旦成为法律，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因素，人们就不得
不遵守它。这样，他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特殊利
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来影响政治。

　　在访问结束时，我向接待我们的那位中年美国妇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如此积极地参与这一组织，你们做这样的事，动机是什么？我清楚
地记得，她是这样回答我的：“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我挚爱着我的
女儿，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让我的女儿这一代生活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
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