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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中出现不少这类官员，他们的行为，或明显不符合政府的
政策，或露骨地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或故意瞒骗上级乃至总理，无论法律
上或道德上，都站不住脚；
但是，面对着脾气颇好的记者，却又硬把无理说成有理，诡辩得让观众
恼火非常。实在辩不过记者了，就干脆来个“无可奉告”。这种人，报上登
的也不少，所作所为，一点也不像什么公仆。《安徽经济报》说，淮北市市
委书记把这种人称为“痞子”。实在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称号了。
“痞子”，也即是流氓。历史上这种硬是不讲情理“吃拿卡要”欺凌平
民的人，分别被称为无赖，无业游民，光棍，捣子，泼皮。
《共产党宣言》对这类人的说法是：“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
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
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由于他
门一无所有，又好勇斗狠，他们确实比较一般的平民百姓更勇于参加到犯上
作乱的队伍中来。在历史上，不少这类出身流氓的开国皇帝。刘邦、朱元璋
当了皇帝之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地几乎杀光那些帮他打得天下的开国元
勋，便是流氓本性的暴露。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说农民运动坏话的人，
有站在革命对立面的国民党右派，也有中派。中派认为，农会的举动未免过
分，有点“乱来”：在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
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
象。”
勇于、乐于干这类事的，较少属真正的贫雇农，较多的确系痞子即农村
中“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
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乡村游民无产者。他
们最先起来造地主豪绅的反。在革命中起带头作用；但是，他们的“乱来”
使得中间派也摇头，使革命得不到多数人的同情。类似情况，参加过土
地改革的人大都有所体会：土改访贫问苦伊始，真正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仍非
常害怕地主恶霸，首先站出来的往往是当时被称为“勇敢分子”的乡村游民
无产者或二流子一类人物。引导得好，他们可以起带头作用，，把苦大仇深
的贫雇农带动起来，搞得不好，让他们夺取了领导权，他们有可能把土改引
入“左”的邪路，乱打乱杀，逼追浮财，扩大打击面，给后来埋下祸根。
？ 可怕的是，他们一旦与权力结合，成了官流氓也即官痞子，就会带来
更严重的后果．高俅本来是一个“自小不成家业”的小泼皮。只因除了善于
“吹弹歌舞，刺枪使樟，相扑顽耍”等等之外．还踢得一脚好球，一个偶然
的机会被未来的宋徽宗看中，于是竟成了一名掌管军权的殿帅府太尉。他的
活动能量是牛二的几十倍几百倍。梁山泊上的一百零八人，有好几位都是被
他逼上山的。难怪金圣叹说“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说宋朝的江山被
宋徽宗、高俅等群小闹丢的，虽不中，也不远矣。
有了这种人，求稳定几乎是一句空话。？
以上说的都是封建王朝的陈谷子烂芝麻。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咱们这
个社会主义社会居然也出了小痞子乃至官痞子？从远处数来，土改中的勇敢
分子有一些人掌了权。合作化之后，经过民主选举和淘汰，有的下了台；但
是，大锅饭又培养出一批偷奸耍滑磨洋工的铁定救济户即新二流子。他们连
生产队的活都不好好干，更不会想到在业余从事什么副业生产赚回几个零花
钱。于是拔白旗拔不着他们，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也抓不着他们。
相反，他们往往是这些批判“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加上能吹会
来事，甚至混来个一官半职，从中捞到不少油水。“文革”一来，最喜欢
“造反有理”
这个口号的，又往往是这种以打砸抢为乐的人物，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杀
人吃人，抄家自肥。高级点的文痞从抄家中取得恩师的手稿据为己有（康生、
陈伯达等一伙更有目标地抄夺“反动权威”的珍贵文物），低级点的从抄家
中取得大吃大喝的财物。这些人，“文革”结束后被整肃了相当一批；但是，
更难免有漏网之鱼潜伏在咱们的阵营内。气候一到，他们运用从西门庆、高
俅们学习来的手段，吹吹拍拍，上瞒下骗，占据一定的地位，利用手中的权
力为非作歹，破坏生产，敲诈勒索草管人命，甚至同社会上的黑势力相勾结，
用诬陷乃至暗杀的手段阻碍他升官发财的局长、县长、市长。他们已经成为
榨取民财的贪官污吏，危害国家社会的蠹虫。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为人民
服务”的横额被“难得糊涂”之类附庸风雅的玩意儿所代替，什么共产主义
理想，什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称号，早已抛弃得一干二净。
这种官痞子，在整个干部队伍里当然属于一小撮；但却是绝不能轻视的
一小撮。有了他们，平民百姓难于安居乐业，最好的政策法令也会被他们弄
得完全变质，除了严加惩处绝不手软之外，必须找寻出一个从根本上消灭这
种人存身之地的措施。
四川文学 1999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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