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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苇町
１９９１年的“８·１９”事件和不久后的前苏联解体，是２０世纪最
具震撼力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也引起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及今后的建设和发展
道路等重大问题的反思。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对从前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
训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造成前苏联和苏共历史悲剧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在此，我想从前苏共本身出发，来谈谈腐败对前苏联覆亡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
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但是，最主要的社会
矛盾是什么？
剧变刚发生时，我也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破坏及国内持不同政
见者、黑市倒爷和包工头等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是其发生剧变的国际
和国内的诱因和社会基础，而戈尔巴乔夫的投降主义直接导致反动势力步步
进逼直至阴谋得逞。
可是现在看来，这些尽管都是重要原因，但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
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长期拒绝改革开放，没有以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的
生活质量为中心，由思想上的长期僵化导致经济上的长期停滞，使苏式的社
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失去影响力；另一个就是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
别是前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的
基础在造成苏联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便已形成了。
如前所述，苏共十分缺乏党内民主，又长期以党代政，形成了个人集权
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应该说，这三制害惨了苏共。它使领导人以
言立法，以言废法，以人制代替法制。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苏共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不仅成为苏共发展和苏联社会
发展的障碍，而且使党丧失了自身坚实的立身基础。它表现在：
一、他们脱离了群众最根本的意愿和要求，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忽
略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要求民主与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
二、官僚特权阶层本能地反对人民对他们的监督和行使民主权力，他们
把维护既得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甚至因此造成社会的停滞和经济的
落后也在所不计。
三、这个阶层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体制的庇护下，出现严重的以权
谋私、贪污腐化现象。
四、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不一致、言与行不一致，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
持。
因此，在“８·１９”事件之前，苏共各级党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官
僚特权阶层、腐败分子所控制，除了还有共产党之名外，已经没有多少共产
党之实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许多地方已经荡然无存。
很多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有这样悠久历史、众多党员和掌握国
家全部权力的大党，竟能被叶利钦登高一呼便顷刻瓦解，毫无还手之力，政
权交替之“顺利”出人意料。二是剧变后几年的私有化“改革”证明，最大
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
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
俄罗斯新闻媒介便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６１％的人是靠将
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
导人。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美国一个
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前苏联〕共
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因此，几年以后我们回过头看，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了。导致前苏联剧
变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
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
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
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
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
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所以，当前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时，对他们
这些挂着共产党招牌的腐败分子来说，是正中下怀的，在剧变中自然一呼百
应，顺水推舟。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
内的腐败分子。
因此，我认为，需要对前苏联的剧变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这就是从某种
意义上讲，或者说抛开某些个人的角色差别而从社会历史的大视角看，前苏
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前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
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
这一认识随着“８·１９”之后俄罗斯经济生活的变化过程而得到了进
一步的证实。刊登在俄罗斯《自由思想》月刊１９９７年第８期上罗伊·梅
德韦杰夫的文章《俄罗斯社会的新阶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作为“俄
罗斯的栋梁”的“新阶级”是通过什么途径迅速形成的。文章说：
一些人把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生的重大变革称之为“休克疗
法”，另一些人称之为结构改革，还有一些人称之为资本主义革命在俄罗斯
的胜利。不管怎样，个体经济活动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主派掌握了
政权，价格放开，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为暴富提供了某种机会，一些人及
时抓住了这种机会。
在对美元的需求迅速增加的同时，在俄罗斯外汇的购买能力大大超过了
它在西方的购买力，按国内价格购买任何产品，再按国际价格将他们卖出，
立即可以带来巨额利润。
获得贷款也是发财的重要途径。国家向农业和重要企业提供年利１０％
～２５％的贷款，但在多数情况下资金没有马上到位。在年通货膨胀率为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在别的领域“游荡”，给银行
家带来巨额利润。例如，只要将发给工人、教师或军官的工资扣下两三个月，
就可能得到可观的利润。
银行家很快富了起来，又新建了更多的银行。按人均计算，俄罗斯银行
的数量占世界第一位。后来几千家银行倒闭，倒霉的是它们的客户，不是这
些银行家。因为他们事先在西方金融机构保了险或购置了不动产。
仓促地进行私有化，把国家财产廉价地出售，使企业领导人有可能得到
国家的“一大块”财产。实际上很难进行违反企业领导人意志和利益的私有
化。经理们不满足于拿高薪，于是相当多的一部分股票秘密分给了企业领导，
结果管理机构实际上成了企业的所有者。
私有化没有使国家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
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好窃取这些财
产的人手中。大概任何一个国家在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时都没有用过这种不寻
常的方法来形成新的阶级。
许多“新贵”财产的来源都是不可告人的。于是对以下现象就不必吃惊
了：日益贫困的俄罗斯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有２００亿至３００亿美元流向西方国家，这种趋势持续至今。他们不敢把
钱投入俄罗斯经济，不想把它们存入俄罗斯银行的帐户。他们情愿到塞浦路
斯和法国去买别墅，或到意大利寻欢作乐。
我们看到，这些“新贵”的财产来源的四个主要途径：一、利用国际国
内市场的悬殊外汇差价，倒买倒卖商品。二、利用高通货膨胀率，通过获得
和挪用巨额贷款谋利，甚至靠扣压、推迟发放矿工、教师、军官的工资经商。
三、通过办银行假破产侵吞客户资金。四、通过廉价购买自己管理的国
有企业或私分股票。显然，这四条途径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所能染指的，甚
至也不是多数黑市倒爷所能进入的。
这四条途径都带有鲜明的权力特征，它们是各级党政官员和企业领导人
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是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攫取巨额财产、进
入富人阶层的奥秘所在。这篇文章最后有几句话说得特别好：“私有化没有
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
产造福于社会的人的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
它十分深刻地指出，私有化实际上是对人民财产的侵占，对劳动者的剥
夺，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掩人耳目的把戏
而已。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那么，从前苏联和俄罗斯身上，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启示呢？
可供我们思考的东西很多，教益也会很多，但给我们的最直接的借鉴是，
如果腐败现象在我国继续蔓延和发展，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我想，有
几个方面的后果是很明显的。
一、腐败现象的蔓延会首先在我们党内呈现癌细胞扩散的症状。一些腐
败分子控制了某些地区、部门和企业的领导班子及基层组织。他们又会千方
百计扩大自己的腐败关系网，并“净化”自己控制的地区和部门，从而不断
复制出更多的腐败分子来占据更多的各级领导岗位，排挤那些不肯同流合污
的人。由于我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比俄罗斯要长得多，因而，专制主义、封建
家长制的影响更深，当腐败分子占据了一个地方、单位的最高领导地位后，
往往能够利用人们的盲从心理来达到这个目的。当党的某部分组织出现了这
种领导班子“清一色”
现象，说明这部分组织已经发生蜕变。如果这样的组织多了，我们的党
就会发生局部蜕变。
二、当组织腐败的现象蔓延，特别是形成了一些贪污受贿的集团之后，
一个党员、干部首先需要效忠的不是党和国家，而是每个分散的利益集团。
它将对我们的国家直接产生两种危险：一是削弱中央的领导，每个地方、部
门、单位都可以为本身的利益特别是掌权的小集团的利益而自行其是，使中
央的领导被架空；二是在党和政府内部形成了彼此倾轧的利益集团，派别利
益代替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领导的稳定性、政策的一贯性都会受到威胁，
在政出多门的情况下，中央的权威会面临丧失的危险。
三、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增加离心倾向。而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先进和
落后、贫富差距远大于前苏联，我国的少数民族之多和分布地区之广也超过
了前苏联。如今的俄罗斯已经被分离主义搞得焦头烂额，车臣问题不过是尖
锐的民族矛盾释放的一个火山口，成为了今天俄罗斯的流血不止的伤口。而
在我国，当腐败造成国家对资源分配和资金投入的控制不断出现弱化，贫困
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汉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时，
必然会产生比俄罗斯更加突出的分离主义倾向。腐败的蔓延还会使港澳地区
民众对回归祖国后的前景产生疑惑，并给“台独”分子以口实，不利于祖国
的和平统一。
四、腐败将导致政府经济管理机器运行效率的下降，而效率下降又迫使
企业家和商人为了使政府机器运转起来而层层行贿、处处行贿。行贿的竞争
又导致政府行为脱离效率原则，导致效率的进一步下降。这种恶性循环将危
及经济的发展，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影响引进外资。
五、腐败的蔓延使国有资产不断地通过企业改制、土地转让、基本建设
投资、银行信贷、商业活动中的权钱交易向个人手中转移（当然，这不包括
通过按实际价值出售小企业使国有资产的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一方
面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共财产不断减少，经济发展出现迟缓、停滞甚至下
降，一方面一个非法暴富的阶层越来越大，社会资金越来越向有权和有钱者
的手中集中，这种巨大贫富差距和某些人靠对国家的打劫而暴富，会造成人
们心理的严重失衡，就会如同俄罗斯一样，使社会矛盾趋向尖锐。进而造成
社会动荡。
六、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在城市中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出现了
一个新的流动人口群体，他们仍属于都市中的低收入阶层，加上下岗和失业
人口不断补充进来，他们对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蔓延的不满，容易被转
移为对政府和法制的失望。这是黑社会发展和膨胀的酵母。应该说，与俄罗
斯相比，华人社会更有黑社会和帮派活动的传统，它同时也是作为下层社会
分子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而存在的。当他们依靠正常的途径不能获得生活保
障时，就会铤而走险。因此，贫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必然导致黑社会的发展和
犯罪活动的蔓延。而腐败导致的贿赂风行，必然伴随对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
秩序的疏于管理或管理不公正，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由此引起的后果便是，
不但社会正义不能伸张，而且对歪风邪气推波助澜。社会上蝇营狗苟之事盛
行，犯罪现象此起彼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七、腐败的蔓延直接危及政治稳定。人民对党的热爱和对政府的信任，
是我们社会凝聚力的主要支柱。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腐败对人们心态
的影响比任何社会都更加强烈和直接。经过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的身体力行
和建国近半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人民公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人
们熟悉的、习惯的、最基本、最广泛的政治行为方式，特别是长期的突出政
治的宣传教育，使这一思维模式与前苏联相比，更为深入人心。因此，人们
对任何腐败现象的出现都会很敏感，会更加不能容忍。而腐败的蔓延将直接
导致人心的涣散、信任的丧失、理想和信念的崩溃。腐败的蔓延甚至会导致
政治剧变。而一旦惟一能够保证国家稳定和统一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的消失，国家将出现巨大的政治真空甚至长期动乱的局面。而当理想和
信念崩溃，社会精神道德的堕落，文化的颓废，人欲、物欲的横流，将危及
整个民族发展的前途。
八、腐败将导致历史的大倒退。虽然我国在近二十年来获得了持续稳定
空前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经济、技术、文化、劳动力素质方面的基础仍然相
当薄弱，甚至可以说从总体上讲不如俄罗斯。因此，更缺乏经受风浪的能力，
出现大起伏后复苏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混乱将会
导致政治的和社会的混乱，乃至引起整个国家、民族历史的大倒退。如果出
现那种情况，我们国家、民族所面临的灾难，只会比俄罗斯更严重，更可怕。
了解了这八个方面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如果腐败的蔓延不能得到遏制，
那么亡党亡国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应该说，这是一切热爱党、热爱祖国的
人们都不希望出现的噩梦。但这种危险又不容我们回避。
应该说，我们的今天是值得自豪的，经过所有共产党人和一切志士仁人
的牺牲奋斗，我们已经建成了拥有五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和占世界人口
近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谁能让我们亡党亡国对这种危险，虽然
经常讲，但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感到担心，恐怕为数不多。
显然，任何外部的侵略都不可能征服我们，被推翻的旧社会的遗老遗少
们更没有这个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的党被腐败分子所控制，如果我们的人民开始和党离心
离德，如果我们的国家出现内乱和分裂，各种内部的敌对势力趁机夺权，亡
党亡国的危险便可能变为现实。
有位香港人士评论说：“如果说有什么能毁掉中国大陆的改革和现代化
建设的话，那就是腐败！”
有位国内民主党派的人士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谁能打倒共产党？谁
也不能打倒共产党！只有共产党内部腐败，才能不打自倒！”
这些话听着刺耳，然而，一切清醒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能不承认，他们
说得切中要害。
（摘自《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版，
定价：１９．００元。北京农展馆南里１０号，１０００２６。ＩＳＢＮ７
－５０６３－１５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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