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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行为是腐败的表现之一，正如权力导致腐败，权力也是贪污受
贿行为的根源，所以反贪的根本还在于限制权力者的权力。国家在经济活动
中尽量的少介入，国家的工作人员也就没有了可贪污的东西和可受贿的基础。
至于私人公司内部的贪污行为，属于其各自的管理问题，解决不了这一基本
的管理问题的公司在竞争中自然要被淘汰，同时贪污受贿行为也得以从社会
上淘汰。
有人会反驳说，自由经济的国家也存在反贪的问题。那是因为自由经济
的国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不必要的和必要的国家权力。自由经济者把权力看
作危险的，所以尽量限制权力，而我们仍然把权力看作崇高的和可欲的。这
种对权力的不同态度导致结果上的区别是：我们的贪污受贿已基本上成为制
度性的东西，渗入到国家权力所能触及的广泛领域；而在自由经济的国家各
大报纸头条新闻的贪贿案，若发生在我们这里，则有可能根本不构成新闻。
还有人会反驳说，五六十年代国家掌握一切，为什么没有贪污受贿？持
道德反贪论者会提到雷锋；持严打反贪论者会提到刘青山张子善。如果简单
的认为这就是那个年代较少贪贿行为的原因，进而推论加强对国家感情的道
德教育以及增加国家的控制权力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想法不但于事无补，
还有可能再次把我们引入绝对腐败中去。
那个年代没有贪贿行为是因为那个年代跟本就不承认私有财产，不但从
行为上剥夺私有财产而且从观念上告诉大家：现在是公有制。而实际上从来
就没有过什么公有制也不可能有什么公有制——就其名义来说是国有制，就
其实质来说是官僚集团的所有制。一个在官僚集团中能够分一杯羹的人，其
最有利的行为就是尽量往上爬以分更多的羹，他没有必要去贪污实际上属于
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说实际上属于他自己呢？第一、大小官僚们有对财产的
处分权，他们可以决定这些财产如何组合运用，如何划分给另外的人，他们
拥有独断的创造新组合的权力；第二、他们有对财产的受益权，公房（包括
各地的别墅）、公车（从什么时候年轻的高干们和老高干的子女们就玩上越
野吉普车了？）、公电话、公电视（老百姓还没听说过的时候）、公旅游度
假（北戴河的别墅中度过了多少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日子？），名义上的个人
财产对他们一点用都没有，傻子才去贪污。第三、他们甚至通过种种机制
制造了这笔财产的继承权，干部子女们有专门的学校，有当然的受教育权，
有当然的进入官僚集团的权利以继承这笔财产。如果一个些人对于一笔财产
具有上述种种权利，仅仅把虚无缥缈的、折合到现在的价值接近于零的未来
受益权留给公众，那么这笔财产实际的归属是很清楚的。这实际上就是我们
改革前的社会现状。这是绝对的腐败。人们都清楚改革是为了改变这种腐败
导致的效率低下，但人们并不都意识到改革也是要改变这种腐败导致的社会
不公。有学者指责改革没有注意到社会公平，更有人说改革带来了社会不公，
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改革之前的社会不公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
是对权力者所实际拥有的财产的剥夺，于是自然引起种种的反抗，贪污受贿
就是其表现之一。高考制度的恢复、干部终身制的废除、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都使他们感到权力财产的丧失的危险，于是顿起贪贿之心，所谓有权不用过
期作废。贪贿泛滥是过度时期的特有产品，尽快的完成经济自由化的过程，
有助于尽快解决社会性的贪贿问题。
可能又会有人反驳说，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中，国家财产不都是被大小
官僚瓜分了吗？这不是私有化造成的社会不公吗？其实如我们上面的分析，
大小官僚们只是把实际上早就属于自己的财产划到自己名下而已，社会不公
是在公有化的时候早就造成的，只是改革的过程没能充分的认识到这种已有
的财产关系，所以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改变这种关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总是很容易的，而剥夺别人的东西则需要一些具体的措施。如果我们在改革
中要兼顾社会公平，我们就应该充分研究这种财产关系，彻底切断其利益之
链，比如说股份制是否真的切断了权力对财产的处分权？考试制度是否真的
切断了权力的继承关系？在此过程中仍然会有泛滥的贪贿行为作为对剥夺其
财产的反抗，但我们却不能为了避免这种行为而承认他们不适当的财产占有。
200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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