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观察网站

　　中国的反腐败运动进行到今天，中国的反腐败工作进展到今天，中国的
反腐败文章进化到今天，情形到底如何，相信只要略有知觉的人都有目共睹。
在这样一种不容乐观的情形之下，如果有人突然抛出一篇反腐败文章，郑重
其事地宣布：反腐败有什么难的，其实只要“一招”就行了——凡贪污、受
贿２０００元人民币以上的，统统抓起来严加查办，哪怕腐败之风刹不下来！
听了这番高论，不知你有何感想？

　　你也许会说：反腐败真要这样简单，中国的腐败现象何至于能延续到今
天，写这篇反腐文章的人简直是糊涂到家了！那么我要告诉你：写这篇反腐
文章的可不是普通的糊涂蛋，而是堂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
员邵道生先生，他的《反腐败，其实只要“一招”就可以了》一文发表在最
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日的《反腐笔记》专
版上。该专版看来对邵先生的文章极为重视，为此将专门开辟一个“反腐败
能‘一招制胜’吗？”专题讨论。

　　邵先生在文章开头写道：“文人想问题有点想当然，有点书生气，有点
乌托邦……”，承认自己的“一招制胜反腐法”是“异想天开的想法”。所
以我起初还以为他是要写一篇游戏文章，但接着读下去，发现他是很认真的，
甚至是动了真感情的。他的“一招”具体做法如下：制定出一部“国家公务
员廉洁条例”（政纪）和“共产党员廉洁条例”（党纪），明确规定，从现
在起，凡是贪污、受贿２０００元以上的公务员，一律予以辞退（即“强制
下岗”），凡是党员的一律“劝”其退党；大小官员（公务员）在此条例面
前真正平等，没有“下不为例”一说；凡不认真执行的将追究其直接领导者
的“失职罪”；凡过去贪污受贿的，采取自查自报自交，退赔了就不予追究；
鼓励举报，举报查实有功者给予奖励。据邵先生介绍，他以前也一直认为反
腐败很难，为此还写过一本近５０万字的专著《反腐败，缘何这么艰难》，
而他现在幡然醒悟，断言“反腐败，其实只要‘一招’就可以了”。那么我
们可以肯定，如果不是他那本洋洋５０万言的专著白写了，就是他这篇不到
５０００字的“一招制胜反腐法”文章的确为幼稚无比的异想天开。

　　学院派出身的邵先生在写作专栏文章时，仍难免带有十足的学究气。他
一本正经地为自己设想的两个“条例”列出了五条依据（恕不一一引述），
其中第二条说：“一招”不会产生“打击面过大”的后果，“因为无论是在
中央文件或宣传材料中，我们强调的是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绝大多数，腐
败分子总是极少数”。读到他的这条依据，我终于无法不彻底相信邵先生是
地地道道的“想当然”、“书生气”了。无论是权威文件，还是宣传材料，
因其特殊的需要，当然要将“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绝大多数，腐败分子总
是极少数”的结论一路强调下去的——如果为了某种更特殊的需要，它们甚
至完全可以言之凿凿地强调“我们的干部百分之百都是好的，腐败分子既然
已经腐败，与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队伍毫无关系”。请问，这样的“强调”
怎么可以作为立论的基础和立法（制定“条例”）的依据呢？邵先生假如真
是对某些一向善于强调“形势一片大好”的权威文件或宣传材料深信不疑，
就应该对当前的反腐败工作高度满意赞誉有加了，又何必煞费苦心地设计什
么“一招制胜”之法呢？

　　我曾经听到过一种不无偏激的说法：“把×级以上干部拉出来排队站好，
如果全部枪毙恐怕免不了有冤案，但隔一个枪毙一个则肯定有漏网之鱼。”
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夸大其辞，一笑置之可也。但现在读到邵先生的文章，
才知道上述说法绝非无稽之谈——如果以贪污受贿２０００元为标准，加之
如果按权威文件或宣传材料的“强调”，我想漏网之鱼一定蔚为壮观如过江
之鲫，而邵先生的“一招”与当初关于公款招待“四菜一汤”的规定一样，
必将流于一种可笑而可悲的命运。

　　“好的、比较好的占绝大多数，坏的、比较坏的占极少数，主流是好的，
极个别坏分子不足道也”，这是传统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路，它
忽略了在一些地方，根子坏透了，非“一锅端”不可了，在这种地方，即便
这种比例颠倒过来，说“一个指头”是好的、比较好的，“九个指头”是坏
的、比较坏的，也许其比例都还要嫌太高。原河南省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
（后一度升任平顶山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雇凶谋杀坚持告他“黑”状
的共产党员吕净一，致使吕身负重伤，吕妻死不暝目。当吕去有关“专案组”
询问李长河经济犯罪的查处情况时，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按照立案标准办，
舞钢市四大班子的领导就得抓完，该抓该查的人多了。我们办案也有框框，
同时也为了舞钢的稳定。”（《一名普通党员与政法委书记的生死较量》，
《中外期刊文萃》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期，第７页）我相信并充分理解“专案
组”的理由，同时也就不得不对权威文件或宣传材料中“查处领导干部腐败
案件一定不能心慈手软，不能养痈遗患，不管他的职务多高、功劳多大，都
要坚决查处”之类的豪言壮语打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觉得它们与邵先生的
“一招”如出一辙，万万不可当真。

　　这样，邵先生“一招制胜反腐法”的不切实际之处就显而易见了：既难
免“打击面过大”，影响干部队伍的稳定，又必然人为加大查处成本（以贪
污受贿２０００元人民币为查处界限，反腐队伍势必大规模扩编，同时自身
也很有可能走向腐败，因为２０００元的“腐败标准”实在太低）；明知是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偏偏要大张旗鼓大肆吹嘘，如果不是无知的盲动，就几
近于可恶的虚伪。

　　当然，我并不忍心怀疑邵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我相信他实
在是痛感反腐败之过于艰难，才异想天开发此一通愚不可及的书生之论。他
对长期以来“总要等到问题成堆、形势‘吃紧’了以后才‘从严’”的做法
深恶痛绝，认为这“正是建立在官僚主义、渎职的背景之下”的；他引用相
关资料证明，目前查处的各类腐败分子，真正判了实体刑的不足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以上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这样的‘从严’也就使当今腐
败分子的‘出生率’大大超过了‘死亡率’”。问题已经讨论到这个程度，
可惜邵先生却没有（抑或无力）作更进一步的思考：这不正好说明在现有的
体制格局之下，腐败现象与官僚集团、权力阶层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么？
在口口声声“从严”的同时，却眼睁睁让三分之二以上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难道仅仅只是一个不够“从严”的问题？这个时候希望他们采纳“一招制胜
法”，岂不等于与虎谋皮？

　　以上对邵先生过于天真的“一招”的驳论，但愿不会给人造成误会，认
为我走向了与邵先生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对反腐败工作持过于绝望的态度。
不，我对反腐败之所以寄予了较高的希望，在于我已经看到，我们正在开始
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建设，比如推行并逐步扩大基层民主自治，减免行政审批
手续，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强化人民代表大会职能，
加强舆论监督等等，从“源”和“流”两个方面尽可能消灭腐败滋生的土壤，
遏制根深蒂固的腐败利益集团的恶性膨胀。这些虽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
但却是治本之策、根治之术。至于邵氏“一招”妙法那样基于一时头脑发热
而产生的反腐怪论，除了也许能引来一些表面上的热闹之外，于反腐败我看
是殊无裨益的.

　　200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