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观察网站

　　对反“腐败”这一热点问题，此前已谈过一些看法，但有些话题意犹未
尽，可又不想再说那些“肯定成绩，提出问题”的套话，只想开门见山，把
一些看法再深究一步。

　　一、我不同意“腐败”是某种政治制度的专利，更反对“饱暖思淫欲”
的极端化论断。但不同政治制度对“腐败”的遏制手段，却各有优劣，问题
在于如何扬长避短；经济总量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等于为“腐败”
提供了物质基础，或成为诱发“腐败”的根本动力，问题在于如何利用经济
优势为反腐败服务。

　　（１）纵观历史，腐败现象并不因社会的发展进步，经济形势的繁荣和
萧条而加重或淡化，以历史记载较有依据的封建王朝而论，两千多年的封建
社会，“腐败”既不是愈演愈烈，也不是逐渐淡化出局，而是时起时伏，时
重时轻（当然都是相对而言）。既使同一王朝，也不例外，文景、贞观之治，
也有巨贪，康乾盛世则出了个和。横看五洲，发达的西方，有过各种丑闻，
意大利至今仍保留“净手日”。发展中国家，似乎“腐败”问题更多一些，
诸如苏哈托之流。

　　（２）西方的三权分立，在遏制腐败上，有它制度上的优势，因为三权
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在有所作为时，不会过分顾及丢乌纱、炒鱿鱼，以及关
系网之类，但三权之间的互相扯皮，党际之间的明争暗斗，过于繁琐的典章
法规，往往会给腐败分子可趁之机，或大事化小，直至成为漏网之鱼。而中
国的一党执政，如果从中央到地方，都认真念一本经，层层从严把关，就会
使腐败分子感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威慑力量。但是，如有一级挡道
或放松，那就很难在他的地盘上看到“清廉政治”，而自他以下，必然是硕
鼠横行。

　　（３）社会主义中国的五十年，大体上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反腐败较量。
一是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二是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建国初期，三反、
五反的一个硬仗，尽管在政策上也出过一些问题，甚至有矫枉过正之嫌，但
毕竟遏制腐败一、二十年。当时甚至一个干部多报了几天出差补助，少付了
几顿每日三角的下乡就餐费，都被视为经济问题而退赔。五十年代某县春节
军地联欢，一饨饭费用超标，当时行政十三级的县委书记，断然否决了一些
常委提出的变通报销办法。他说：“中央规定，除了人代会、党代会以外，
其余一概一杯清茶”。并决定由县委常委掏腰包，每人先扣一个月工资，当
场把刚领到手的工资袋交出，其它常委也纷纷解囊。这种大义凛然的正气，
使我这个参加工作才几年的青年学生受益终生。我的一个在京郊工作的亲属，
为了工作方便，单位给每人都买了市内汽车月票，但只要因私进城，绝对不
用月票，而是另掏腰包。对于这种近似迂腐的作法，我曾不以为然，可她觉
得这样心里坦然、踏实。而到了八、九十年代，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对比，也足以说明，腐败并非某种政治制度的专利，问题在于如何扬长
避短，措施得力。

　　二、目前反腐现状不容乐观。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但只是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而且这个评语已经用了几年。诚然，在从查处案件的规
格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惩处干部的人数，要超
过几倍，有的地区和行业是十几倍，惩处的级别也大大高于刘青山和张子善，
但遏制的效果，则不尽如人意，也不如三反、五反明显，似乎是在打一场旷
日持久的消耗战。常此下去，后果不容乐观。一是国家每时每刻都在蒙受着
巨大经济损失，因为这些蛀虫，连救灾款物都敢中饱私囊，至于国债资金，
世行贷款，银行坏帐，财政、国企资金则更不在话下。即使揭露出来，国家
能追回多大比例的赃款，更不用说这笔本应用于国计民生的资金所能产生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反面看赃款的流向，会给社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这包括：为嫖娼赌博、贩毒吸毒、侈靡浪费、纸醉金迷提供经济基础，败坏
社会风气，潜移默化地侵蚀着国民的心灵，并危及我们的下一代；有的赃款
还在养活澳门赌场，甚至国际反华势力，更不用说查处腐败国家所付出的人
力、物力、财力。总之，这笔经济帐，越算越感到触目惊心。社科院如果把
腐败和反腐败的直接、间接经济帐算一算，看看它占到当年财税收入的百分
比是多少，恐怕绝不是个小数字。二是消耗战惩处干部数量大，这对干部队
伍建设也是个冲击。当然惩处的多少应以遏制腐败为标准，不能以惩处数量
作为评功论过的依据，但是如果担心“法不责众”，怕认真查处、层层“较
真”会引起波动而奉行“杀鸡吓猴”的策略，不仅是对干部队伍评价的自我
否定，而且只能起到“姑息养奸”的作用，直到无法容忍时，反而处理更多，
因此长痛不如短痛，下狠心逐级逐个彻底清理，反而能保护一批没上贼船或
落水不深的干部，“苟能治腐败，岂在多杀伤”，如果一旦到了“清官比贪
官”还难当的地步，杀人只能更多。三是人言可畏，但民心更不容忽视，占
中国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是反腐败斗争的坚定支持者和受益者。但老百姓有
自己的局限性，而且相当部分人既无条件看报纸，又不听广播，他们只认知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虽属狭隘的农民意识，但却是客观存在。蒋介
石的嫡系中也有抗日英烈，也有廉吏清官，但他没发生在百姓身边，所以一
提起是蒋介石的队伍，平头百姓自然就深恶痛绝。引申到反腐败斗争，中央
抓大案要案，自然正确，而身处百姓身边的县、处、科级，直至实权派的几
大员，更不能忽视，因为有时“鸡头”的负面影响和经济后果，并不在“牛
头、牛尾”之下，科级干部坐专车，居室超过省、部级，存款成百上千万，
包二奶、养情妇等等，绝不仅是个别败类，而且他们对民心的影响要大大超
过成克杰、胡长青之流。四是所谓反腐败越抓越多的谬论，正是那些贪官污
吏的挡箭牌。其实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抵制反腐斗争的论点。如：影响经
济发展，挫伤创新精神的干部，有碍党和国家形象等等。但这些观点，本不
值一驳，宪法和党章，从没有公款入私囊合理的法规，更不可能“一地贪官
多，经济发展快”，当然也有快的，但那只是在数字上，或形式主义的表面
政绩上，只要认真查一查，空中楼阁自会訇然而倒，或者当时轰轰烈烈，而
给后任和国家留下若干年还不清的烂帐。想想看，为什么形象工程，“政绩
项目”或“重复建设”，屡禁不止，因为它既能“沽名钓誉”，又能“中饱
私囊”，确实是“一箭双雕”“名利双收”。一个县级市，七十年代末盖了
办公楼和星级宾馆，九十年代初就再上挡次，高层的工业大厦，豪华的党委、
政府大楼，仅楼前的草坪就扔了几千万，由于占地为租赁（无权批地）每年
还要付出高达二百万元的地租和维护费，但它的作用只是供上级检查和正月
元宵庆典使用。再进楼看看，工业大厦没有几个人办公，因为所余国企多数
“名存实亡，资不抵债”；小电厂、小化肥虽然还在生产，可只要算总账，
停产则亏损，开工也在赔钱，能够正常运营的只是为数不多由大企业收购或
私企兼并的企业，但这些企业，主管部门已无事可管，只是守着国有资产流
失依据的空档案。最近看红楼梦，凤姐形容贾府经济形势的几句话，如果用
在我们某些颇有名气但又虚有其表的小康县，倒真是恰如其分。其实你只要
认真查一查，有多少教师领不到工资，有多少职工下岗了而报表上还在上班，
地税和财政收入又是怎样在帐面上捣的鬼……。只要突破一点，自然会给你
个面目全非的怪现状。另有一种“保护有开拓精神干部”的说法，不错，目
前确有一些只求名，不太贪的干部，但他们的做法遗患无穷，如：为了企业，
千方百计偷逃国税，为了地方局部利益，不择手段诈骗项目资金，保护违规
违法；至于在报表上欺上瞒下，当然更无诚信可言。这些挖国家墙脚的人，
虽然口口声声讲党性，讲原则，但他们的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
还是一单位、一地区的特殊党性。如果允许大大小小的山头存在，哪来一党
执政的优势，自然就变成了劣势，也就难怪有些人向往三权分立了。

　　三、时值两会，再次谏言。对于反腐现状，原因及建议，已于二月十九
日在“几个网站”上谈了一些看法，现再次呼吁，并希望听到不同见解，以
求澄清是非，铲除“腐败”这一妨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使那
些为中国政治制度付出重大代价的先人心安，使亿万平民百姓顺气。

　　第一、加快改变“干部本土化”进程，改进干部任免升迁管理考核机制，
这些在前文已有具体建议，不再赘述，但要补充三个观点，一是以立法形式
确定下来，避免“人治”误国；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材流动已是大
势所趋（其实廉洁优秀的党务、政务工作者，也应视为人才中的一类）况且
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这对于改变干部本土化十分有利。三是从另一个
角度看，深圳经济的高速发展，除了政策、区位优势以外，与它移民城市的
人口结构不无关联，表面看来，深圳揭露出来的腐败大案不少，其实这正是
移民城市的优势，如果深圳也是干部本土化，有“密不透风”的关系网，实
行“官商勾结”的地方保护，恐怕不会有今日的经济繁荣，腐败丑闻也只能
停留在街谈巷议。还是那句话，揭露出大案的地方，并不能说明当地腐败现
象严重，相反，死水一潭，平静祥和，也许正是“池浅蛀虫多”的假象。

　　第二，中央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又辅之“以德治国”，而落实后
者意义更深，难度更大。对此有三点建议，一是依法治国重在执法，如果有
法不依，执法不严，则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但执法者不是已设定好的程序软
件，而是不同素质、不同品德、不同档次的大活人，这就不可避免“人治”
因素的干扰，因此，执法者光懂法还不行，必须在品德上有更高的标准。一
个不忠于国家，不尊老爱幼，不扶危济困，不忍辱负重的人，很难想象他是
一个合格的执法者。现在一切都讲任职资格考试，希望这种考试首先要考查
品德，把缺德者拒于考场之外，考查的方法可以人大监督，可以职责单位考
查，也可以是群众评议，要先评后考，还要搞一条硬规定，司法执法者只要
缺德，手头不干净，不论够不够刑法的处罚标准，一律清除司法队伍，若干
年内不录用（这条也适用于其它公职人员）。要求从严，待遇就要从优，目
前国家无力高薪养廉，给些必要的补贴总可以办到；二是凡是法律条文中确
定幅度的（如贪污、受贿若干元，判刑几年到几年或几年以上等等）一律以
高院司法解释做出具体硬性规定，并公之于众，堵死因条文幅度而出现的人
情案，贿赂案的漏洞；三是我们当然反对诛连九族、保甲连座的封建司法观
念，但执法中学西方、讲人权不要过头。记得有一个案例，一个经济犯罪首
犯在处决之前，当他了解到他的子女亲属还居住豪宅，手握重金时，颇有
“死了我一个，遗福身后人”的坦然和快意。其实一些巨贪，在查处时，只
有漏查，不可能过头，而追缴赃款赃物的差额，大都以挥霍为名，一带而过，
其实不乏是给后人和亲属留下的遗产。想想办案时，这些既得利益者所设的
重重障碍，追缴时，反而给他们留下纸醉金迷的本钱，实在有悖反腐初衷，
这不成了“首犯头落，子孙受益”吗，所以除大义灭亲和确无牵连者外，必
须让他倾家荡产，得不偿失，使之在大体知法的前提下，在家族、姻亲、密
友内部，正面互相制约，尽量减少“老子贪赃判刑，子女反而受益”的负面
影响。当然对主犯的外围处理要慎重过细，别走文革的老道。

　　三、反腐重点不能只限于中央、省、部和中心城市，而下移的重点在县
处、科级，更不能漏掉颇有实权的公职人员，特别是纪检、司法人员，理由
有三：一是县处、科级是承上启下的亲民政府，九亿农民和小城镇百姓与他
们耳濡目染，这些人的形象在老百姓的心里就是党和政府的形象，说句“玩
世不恭”的笑话，我们打天下是农村包围城市，万不可在这条道上失去民心。
二是这一级，山高皇帝远，监督力量弱，同时也与人口素质，民主监督意识
有关。三是单从经济角度看，算总账肯定是个大头，因为单位多，人数多，
特别是那些政绩不实的小康县，更容易让我们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
蒙蔽。有个小康县已经有了“四大家族”的议论（其中三个是县处级干部），
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暂时到此，容当后续。

　　腐儒

反腐败网哨　　200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