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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魏尚进和世界银行治理专家考夫曼通过对 众多转型国家的一系列数据研究后得出结论﹐投资和腐败之间具有负相关关 系。由于全球化﹐良治国家和腐败问题十分严峻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 大。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技术和管理知识收益正大部分向不太腐 败的国家转移。而不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动和相伴随的货币和金融危机这类的 全球化风险﹐对于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威胁更大。
这两位研究者的如上观点﹐在四月十一日于清华大学举办的“经济改革 与良治﹕转型国家的反腐败”国际会议上提出。他们对包括中国等转型国家 招商政策的研究后指出﹐中国向所有的外国投资公司提供了最初两年税收全 免加
上随后三年正常税率减半的优惠条件﹐研究表明﹐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控 制国内腐败状况的话﹐即使没有这些税收激励﹐也能吸引同样多甚至更多的 外国投资。
魏尚进和考夫曼通过对五十八个国家近二千四百家企业所做一项调查得 到数据发现﹐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行贿更多的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员谈判所 浪费的时间比平均值更多。这说明贿赂与企业的利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而与投资不可改变的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贿赂率的提高与企业增长率 之间大约是同等税收增长的三倍。
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一旦某个外国企业决定进入一个转型经济国家 ﹐是与当地建立合资企业还是保留完全所有权则取决于当地的腐败水平。腐 败使得一个国家的商业贸易以及政策与商业之间的交互作用不透明﹐因此当 地的合作伙伴可能帮助外国企业获得当地的许可证﹐否则与政府部门的谈判 会造成很高的成本。为此﹐外国企业会认为利用一个当地合作伙伴对自己有 利﹐但技术比较复杂的企业可能担心技术外泄﹐因此技术比较复杂的企业不 可能在一个严重腐败的东道国投资﹐即使它要投资的话﹐也必选择独资企业。
腐败往往在缺乏制度的国家蔓延﹐暴露制度缺陷并对其进行惩罚。经济 学家一再强调﹐要从制度建设方面减少公务员受贿的机会。魏尚进和考夫曼 表示﹐在设计政府规章制度的时候﹐应该注意其中暗含的腐败机会。因为迷 宫般的政府规章为政府官员抽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政府过度的管制结果通 常是增加了腐败的机会﹐比如一家企业从国外进口的商品需获得许可证或缴 关税的话﹐决定谁将获得许可证及批准关税免除的官员同时获取了收受贿赂 的机会。政府官员对商业动作或公民生活的自由裁决权越大﹐腐败滋生和蔓 延的可能性也便越大。要想有效地对付腐败问题﹐最终依靠这个国家的制度 建设。
为给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实施提供公共政策研究支持﹐由中国科学院和清 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博士倡议﹑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共同主办的此次“转型国家的反腐败” 会议﹐旨在为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所力求达至的良治目标提供国际水 准的学术成果和战略措施。
大公报 200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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